1979年，知青戴建国不顾家人的反对，迎娶傻姑程玉凤为妻。新婚夜，戴建国哭着解开她的衣扣，谁料，程玉凤却抬手给了他一拳。 1997年10月，上海火车站的喧嚣吞没了那个甚至有些佝偻的身影，戴建国站在站台上，手里紧紧攥着一只粗糙的手，他身边这个头发花白、眼神涣散的女人，不是什么衣锦还乡带回的官太太，而是被他从黑龙江逊克县带回来的“疯妻”程玉凤。 此时的戴建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甚至无法胜任放羊工作的知青，他是电视台的总编，一支笔能写出锦绣文章，但他必须把这唯一的“行李”带回上海。 哪怕前面等待他的是82岁的老母亲、患尿毒症的哥哥和下岗的妹妹，这一年，距离他第一次踏上北大荒的黑土地，已经过去了整整28年。 1969年，那年17岁的戴建国站在边疆乡黎明村的旷野里，对着吃草的羊群嘶吼，他太无能了，农活干不动，巧劲使不出，这种由于生存技能匮乏带来的挫败感，让他在那个集体主义至上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 也就是在那一刻，本地姑娘程玉凤的声音介入了他的生活：“光喊又不说话，你在喊啥”这绝非什么浪漫的偶像剧开场，而是一场基于生存本能的“资源置换”程玉凤作为高价值劳动力，手把手教他干活，帮他代劳繁重的体力劳动。 作为回报，戴建国教她识字，给她讲城里的文明，两人迅速建立起一种高依赖度的共生关系，直到1974年，那个来自上海的消息打破了平衡，戴母病重，戴建国匆匆返城探亲，临行前信誓旦旦承诺会回来，但他低估了农民阶级对“阶级流动”的极度不信任感。 在程玉凤父母的认知里，那个上海知青一旦回了城，就如鸟归林，绝对不会再要自家的土闺女，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决策：必须在“资产”贬值前将其变现，他们强行启动了相亲程序，甚至因为对方索要的300元退婚费或者是彩礼纠纷，彻底切断了程玉凤的退路。 那是一场被暴戾撕碎的所谓“喜事”四个壮汉像捆牲口一样，把程玉凤强行按在了马爬犁上，她拼命呼喊戴建国的名字，甚至急火攻心当场吐血，这种极度的精神应激，直接烧断了她的理智神经。 当她被拖到十里外的婆家或被送进医院时，那个明媚大方的姑娘已经死了，活着的是一个只会傻笑和尖叫的躯壳，戴建国回来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心爱的人剃了光头，眼神空洞，已是他人妇，且成了疯子。 按照理性的剧本，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接下来的几年是著名的“知青大返城”浪潮，数以万计的年轻人为了一个回城名额争得头破血流，但戴建国做了一个逆行者的决定，他留了下来，在村小学做代课老师，死死守着那个已经被婆家嫌弃、离婚、遣返娘家的疯女人。 这不仅仅是爱情，更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赎罪，他深知，是他的“离开”触发了程家父母的恐慌，是那个他缺席的时刻摧毁了程玉凤。 1979年，在那个所有人都在往城里跑的年份，戴建国向程父提亲了，程父从一开始的阻拦变成了深深的愧疚，而远在上海的戴家父母则发出了断绝关系的威胁，这些都没能拦住他。 1979年10月1日，两人领证，那天程玉凤似乎出现了奇迹般的短暂清醒，她拿着结婚证，见人就炫耀上面的大红章，命运仿佛在这一刻露出了微笑，然后紧接着又是一记重锤，新婚之夜，没有旖旎的温存。 程玉凤的狂躁症突然发作，面对这个终于娶了她的男人，她抬手就是狠狠一巴掌，紧接着砸烂了屋里能看到的一切东西，戴建国没有躲，也没有还手，那一夜，程家父母冲进来时，看到的是满地狼藉，和脸上挂着血痕却仍在轻声安抚妻子的戴建国。 这道血痕成了他往后岁月的常态，80年代，戴建国的身份不断跃升，从教师到撰稿人，再到电视台总编，但在那间屋子里，他始终是一个护工，一个出气筒，同事们经常能看到他脸上被指甲抓挠的新旧伤痕，那是程玉凤夜间发病时的杰作。 无数人劝他离了算了，仁至义尽了，但他不能，他在上海的快餐店门口找到走失的程玉凤时，不顾周围异样的眼光，紧紧抱住那个浑身脏污的女人痛哭流涕，那个拥抱，和1969年旷野里的那声呼喊，形成了跨越近三十年的闭环。 当年是她回应了他的孤独，如今是他托住了她的破碎，直到1997年，上海老家的天塌了，母亲的高龄、兄长的重病、妹妹的困顿，这一系列的现实重压终于将他从黑土地连根拔起，但他带走了程玉凤。 在那个知青文学泛滥的年代，人们习惯歌颂牺牲，但戴建国的故事里没有那种廉价的自我感动，只有血淋淋的责任与偿还，他用半生的前途和整张脸的伤痕，为那个因他而疯的女人，修了一座避难所，这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幸福，但这一定是一个男人对命运最有力的回击。信息来源：央视网——《夕阳红》 20140220 一生相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