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五点多，贺县山里还起着雾，七十多岁的盘美英已经从地里回来，竹篮里装着十几只芋头。冰凉的溪水一涮，她会突然想起1969年人民大会堂那片刺眼的灯光，还有那只握过她的手的总理。 她是土改后第一批分到九亩水田的农家女，识字也靠夜校，一年多啃完几本薄课本。后来当上合作社副主任、再到大队书记，修一条两公里的水渠，她连着下水七八天，推广双季稻时守试验田三天不合眼。 消息转得很快，公社里不到100个人的干部会上，她被推上更高的名单。成为中央候补委员那年，她已经三十多岁，在北京待了不到20天，却开了十几场会。乡亲们记住的是那一次“坐火车进城”，她自己记住的，是台阶比想象中高得多。 但风向从1976年前后就变了，后来她被要求写了不下十份材料，反复说明“当年的情况”。她还能继续工作几年，鞋底一年磨穿两双，最后还是在1984年收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那天办公室里只有一盆快要枯死的兰草陪着她。 她带着那盆兰草回到贺县深山老屋，屋后竹林有上百棵，门前的小溪一年要涨三四次水。前五六年她常在半夜惊醒，以为还在开会点名；再后来，时间被划分成播种、收割、杀一只鸡要多少天长成这种细账。 有记者专程翻了几十公里山路来找她，追问是否后悔那段起伏的经历。她只说了一句：“人就像这山里的云，十几里风一吹，就到另一道山梁落雨。”至于这场雨值不值得、亏不亏，或许只有她自己心里有一把静悄悄的尺子，你会怎么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