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王月贞被拖上处刑台，当执行前，她突然激动道：“先等会，能不能让我提一个要求？”随后她说了一句话，就连行刑者都流出了眼泪。 “我喂完孩子，再上路。” 这是她提的要求。说这话时，她努力想站直些，可脚镣太重了。场下一片死寂，只有寒风卷着煤渣打旋儿。刽子手愣住了，扭头望向监刑官。监刑官是个面皮白净的年轻人，手指在案几上敲了又敲，最终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准了。” 王月贞那年25岁，湖南宜章人，出身谈不上贫苦。父亲是教书先生，让她识文断字，本可以嫁个安稳人家。可1925年她偏要考进衡阳的湖南第三女子师范，在那里，她第一次听说“苏维埃”。同学回忆，王月贞总坐第一排，笔记本边角磨得发毛，上面密密麻麻，除了笔记，还有她画的简陋地图——那是她从《向导》周报上看到的北伐进军路线。 信仰不是凭空长出来的。 1926年，北伐军经过衡阳，城里到处是演讲、传单。王月贞剪了辫子，跟着同学上街宣传妇女放脚。她发现，那些裹着小脚的妇女，听她说“解放”时眼神茫然，可当她蹲下身，帮她们解开又臭又长的裹脚布，轻轻按摩变形脚趾时，女人们的眼泪“啪嗒”就砸在她手背上。这年冬天，她入了党。介绍人说，这个女学生有股特别的韧劲，发着烧还往纱厂女工棚里钻，一去就是一整天。 转折在1927年春天。蒋介石的屠刀来得太快，长沙的马日事变，共产党人的血把湘江都染红了一段。组织转入地下，派给王月贞的任务是联络和掩护。她把自己扮成走街串巷的绣娘，花样册子里夹着密写信件。有次接头差点暴露，她索性坐在敌人岗哨边，不慌不忙地绣起一朵牡丹，针脚又细又密，哨兵瞅了两眼，没看出破绽。 她被捕，是因为一个婴儿的哭声。 1928年1月，湘南年关暴动正在酝酿，王月贞刚生完孩子不到百天。她把联络点设在宜章城外一间租来的民房，对外称是丈夫在外经商的小媳妇。那天本来平安无事，她正给女儿喂奶，突然响起急促的暗号——三长两短。是暴露的同志来转移。她裹紧孩子想去开后门，可怀里的婴孩不知怎的，在这个要命关头“哇”一声哭开了。哭声又尖又亮，巷子里的狗跟着狂吠起来。 王月贞没犹豫。她把孩子往床底摇篮一放，抓起灶台一把锅灰抹在脸上，径直从前门走了出去，故意把脚步声踏得很响。追兵果然被她引开，同志从后门脱身了。她在城外野地里被按住时，棉袄扣子都没扣全，冷风直往怀里灌。敌人搜遍全身，只在她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糖纸，那是她给女儿买的，没来得及吃。 牢里的日子，比死难熬。 审讯她的人，后来在解放后的交代材料里写：这女人骨头太硬。竹签子扎进指甲缝，她疼得晕过去，醒来第一句话是问：“我女儿呢？”他们以为找到软肋，抱来她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说“招了就给你喂”。王月贞把嘴唇咬出了血，眼睛死死盯着孩子，愣是一个字没说。他们没了耐心，判了死刑。 所以才有了刑场上那一幕。当她提出要喂奶时，监刑官准了，或许是想看看这“女共党”最后会不会崩溃。卫兵把婴儿抱来，孩子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了，小脸发紫。王月贞接过孩子，手抖得厉害，铁镣哗啦啦地响。她背过身去，解开衣襟，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那一刻，整个刑场静得能听见孩子微弱的吞咽声。 喂了不到五分钟，孩子睡着了。王月贞轻轻擦掉孩子嘴角的奶渍，在她额头亲了又亲，然后对卫兵说：“好了，抱走吧。”卫兵接孩子时，看见她前襟湿了一大片，分不清是奶水还是眼泪。她转身走向行刑的位置，再没回头。枪响之前，她喊了一句口号，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后来收拾遗体的老乡说，她脸上很平静，嘴角甚至有点上扬，像了却了天大的心事。 历史课本里，王月贞的名字只有一行。 “湘南起义牺牲烈士”，轻描淡写。可那行字背后，是一个25岁母亲最后的五分钟。你说她不怕吗？牢里夜夜能听见惨嚎，她能不怕？你说她不想活吗？女儿还没断奶，她比谁都想活。可有些东西，比命重。她喂奶的那五分钟，或许是这个年轻母亲一生最痛苦的抉择——一边是嗷嗷待哺的骨肉，一边是至死不渝的信仰。她选择在生命的尽头，把这两样都紧紧搂在怀里。 我们如今很难想象那种决绝。和平年代待久了，总觉得“牺牲”是个遥远的词汇。可你看看王月贞，她只是个普通女性，爱漂亮，会绣花，喜欢给孩子买糖。可当历史的洪流涌来，她愣是用血肉之躯，在悬崖边上站成了界碑。她那句“喂完孩子再上路”，哪里是请求，分明是一个母亲在向死神宣战：你可以拿走我的生命，但这一刻，我必须是母亲。 真正击穿人心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 是冰冷脚镣与温热乳汁的对比，是枪口下那五分钟轻柔的吞咽声。行刑者为什么流泪？因为他们杀过许多人，却第一次看见，有人能把死亡和新生，如此平静地融为一体。王月贞用最女性的方式，完成了最刚烈的告别——她让刽子手看见了，什么是毁灭不了的生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