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知青刘小勇考上大学。临走前夜，17岁王爱娟含泪解开衣扣：“小勇哥，你要了我吧！”刘小勇却制止了她：“傻瓜，乖乖等我回来，毕业就娶你！”谁料，这一等就是五年。 那个离别的夜晚，油灯的火苗在王爱娟脸上跳动，映出两行清泪。她手里紧紧攥着的是刘小勇第二天去县城的车票，而那张车票通往的是一个她完全无法想象的世界。刘小勇背着打补丁的书包离开时，村里人都说王家闺女有福气，找了个大学生，将来就是城里太太了。 最初的几个月，书信是连接两人的唯一纽带。刘小勇的信从省城寄来，描述着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还有那些王爱娟从未听过的课程。每封信的结尾都写着：“爱娟，等我。”王爱娟不识字，每次都让村里小学的先生念给她听，听完后小心翼翼地把信收进木匣子里，那匣子渐渐满了。 变化是从第二年开始的。刘小勇的信越来越短，间隔越来越长。他说学习忙，要参加“振兴中华”的读书活动，还说他们77级大学生被时代赋予了特殊使命。王爱娟隐隐感觉到什么，但她不愿深想。她开始偷偷学认字，借着给村里扫盲班帮忙的机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她想看懂他信里的每一个字。 第三年秋天，刘小勇最后一封信来了。没有解释，没有道歉，只有简短的几句话：”爱娟，我对不起你。我在学校有了志同道合的同学，我们决定一起为四个现代化奋斗。你找个好人嫁了吧，忘了我。”那天王爱娟没有哭，她拿着信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了一下午，直到夜幕降临。 村里人的目光变了。从前是羡慕，后来是同情，现在带着刺。有人说早就料到会这样，城里的大学生怎么可能娶乡下姑娘；有人说刘小勇在学校肯定找了干部女儿；还有人说王爱娟太傻，当初就该怀上孩子拴住他。王爱娟的父母开始张罗相亲，对方是邻村一个丧偶的木匠，年纪大她一轮。母亲哭着劝：“娟儿，认命吧，咱配不上人家大学生了。” 其实那些年，像王爱娟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在江西的某个公社，一个上海女知青最终嫁给了当地农民，一辈子留在了农村。而在各个大学校园里，那些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考进来的77级大学生们，正在经历着思想上的剧烈震荡。他们中不少人在农村或知青点有过婚约或恋人，但当他们走进大学，接触到全新的知识、思想和人际关系时，过去的承诺与现实的选择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王爱娟嫁给了那个木匠。婚礼很简单，她穿着半新的红衣，脸上没有表情。木匠人老实，话不多，知道她心里有事，从不多问。日子像村边的小河，平静地流淌。王爱娟把装信的匣子埋在了后院枣树下，就像埋葬了自己的青春。 五年后的一个清明节，王爱娟回娘家上坟，听人说刘小勇回来了，带着城里媳妇，开着小汽车。那媳妇是省城医院的医生，父亲是个干部。他们在村里只待了半天，给刘小勇父母坟前烧了纸，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王爱娟站在自家院门口，远远看见汽车扬起的尘土，平静地转身回了屋。锅里还煮着晚饭，丈夫和孩子快要回来了。 很多年后，王爱娟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是第一批90年代大学生。送女儿去车站时，女儿突然问：“妈，你恨过那个人吗？”王爱娟整理着女儿的衣领，轻轻摇头：“那个年代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他选择了他的，我接受了我的。” 那些冬天的承诺，就像1977年冬季高考考场窗上的冰花，美丽而短暂，太阳一出来就消失了，只留下湿润的痕迹，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570万考生走进考场，27万人改变了命运，而命运转折的背后，是无数个王爱娟这样被时代浪潮轻轻搁浅的人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权威信源参考：根据《湖南日报》2018年11月16日的报道，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全国570万考生报考，最终27万人被录取，录取率极低。这场考试恢复了公平公正的价值观，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