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画家张大千不顾劝阻，执意选择南渡。他仅有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和幼女匆匆登机，随身携带了几十幅临摹敦煌的壁画，晚年颠沛流离。 在这之前的很多个夜晚，他一遍遍在心里推演这一步。留在大陆，意味着与熟悉的山河和养育他的文化土壤不分离，却要面对不可预知的风浪；离开，则像亲手割舍掉一部分自己。作为画家，他离不开这片土地；作为丈夫和父亲，他又必须为家人的安全筹谋。 有一晚，他把家人叫到一起，沉声说：“我们得走，是为了以后，也是为了让这些画还能活下去。”话不多，每个字却像压着千斤重。 徐雯波年轻、美貌，从前也曾因为种种龃龉离家出走，如今再站在命运关口，她同样没有十足底气。 但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从5岁起画到如今，从失去谢舜华时的短暂遁世，到拜曾熙、李瑞清门下，到远赴日本留学、游历名胜，又在敦煌洞窟里一笔一笔临写古画，她知道，他这一辈子是离不开画的。于是，她只是更用力地握紧了那只手。 真正让这次离开变得刻骨的，是那3张飞往台北的机票。 “心健怎么办，我不能丢下儿子。”在混乱的登机口，他一度红了眼眶。 最后，他还是咬牙，把年幼的张心健托付给相识多年的友人：“帮我照看他，就当是自己的孩子。” “你放心。”朋友郑重答应。他没再回头看，只在心里记下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亏欠。 飞机起飞时，他透过窗子，看着脚下的江山一点点缩小。那一刻，他感觉心被撕开，但他也清楚，画笔必须继续往前走。 离开大陆后的几十年，他几乎没有停下脚步。从台湾到巴西圣保罗，再漂泊到美国，真正安稳的日子少之又少。可无论身在何方，他都把敦煌临本带在身边，时常摊开，用指尖轻轻拂过，那是他与故土和传统保持联系的方式。 1941年在敦煌的那段时光，早已深深烙在他心里。壁画的色彩和气象，让他的用色和构图彻底打开。后来有人挑剔他的临本不够“原汁原味”，他说：“每个人心里有不一样的敦煌，我只画我看到的那个。”同样的固执，也支撑他在海外一次次重新开始。 流亡并没有削弱他的创作欲望，反而逼他不断突破。他一边扎根于中国画的传统，一边大胆吸收西方技法，在水墨、泼彩、甚至油画、水彩之间来回尝试。荷花画到极致，被称为“东方之笔”；在西方，评论界干脆用“东张西毕”来形容他与毕加索分庭抗礼的地位。 1969年，巴西的家园面临拆迁，他再度被迫迁徙。晚年，在宋美龄的帮助下，他终于回到台湾，在双溪盖起“摩耶精舍”。 那里不再是少年时的四川乡土，却成了他最后的落脚处。他把敦煌临本和一生心血整理出来，捐给博物院，算是为当年带画出关给出一个交代，也把自己嵌入到更长久的文化链条中。 到了生命后段，他体力每况愈下，病痛缠身，却仍几乎天天作画。客厅简朴，画案却从不空着。工作室对他来说，既是庇护所，也是小小的“敦煌”和“小四川”。 纵观他的一生，从四川贫家子，到与名门联姻、情感纠葛不断；从少年天才，到失婚、削发，再回尘世；从敦煌洞窟到海外漂泊，再到台湾的幽居，他的命运始终绕着两样东西打转：一个是画，另一个，是那条无论走多远都扯不断的中国线。 多年以后，国家文物局把他的书画列入限制出境名家名单，所有作品一律不得再出境。对张大千来说，这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家”。他的一生充满争议，却也凭着一管画笔，把自己的故事和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紧紧拴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