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5日，张学良给杨宇霆的父亲祝寿，到杨府时，副官大喊：“总司令到！”桌子上赌钱的人反应冷淡，直到杨宇霆出来，大家全都站立，满脸堆笑。 1929年1月5日这天，沈阳还没出太阳就冷得不行，街面上结着一层薄霜，张学良穿着厚大衣，带着副官和随从，慢慢走进杨宇霆家。 说是给杨宇霆的老父亲过寿，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是场面上的事，背后藏着不少弯弯绕。 刚进门，副官声音很大，喊了一句“总司令到！”屋里桌子上正围着几个人在玩牌，听见动静也只是抬了下眼皮，手里的牌没停，嘴里还小声嘀咕着。 杨宇霆是奉系里资格最老、手腕最硬的一个，张作霖活着的时候都让他三分，张学良虽然是带兵的，可年纪轻，底子浅，底下这些人有的是跟着杨宇霆打出来的，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也不奇怪。 杨宇霆没出来前，屋里人谁都没动，继续低头打牌，张学良站了一会儿，脸色有点僵，但还是强撑着没说什么。 副官见气氛不对，偷偷拉了拉张学良的袖子，想让他别往心里去，张学良微微点头，眼神却有点冷。 杨宇霆这时候从内屋走出来，一身长袍，脸上挂着笑，屋里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刚才还无所谓的人全都站起来，脸上堆满了笑，嘴里一口一个“杨先生”“杨副总”，场面一下子热闹起来。 张学良看在眼里，心里其实明白，这帮人就是给杨宇霆撑场子的，自己再怎么高调，也压不住这些老资格。 杨宇霆走到张学良身边，嘴上很客气，拉着他坐下，说些场面话，桌上的热菜冷菜不断端上来，酒也一杯接一杯。 张学良喝着酒，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说起来，张学良和杨宇霆的关系本来就有点别扭，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接了帅位，杨宇霆表面上支持，实际上心里一直不服，杨宇霆习惯了说一不二，张作霖还在的时候，很多事都是听他的，张学良上台后想收权，杨宇霆心里就有了疙瘩。 寿宴上，杨宇霆敬酒，张学良回敬，话里话外都绕不开东北的局势，杨宇霆说话总带点指点江山的劲儿，张学良听着，脸上带着笑，其实心里早就不耐烦了。 接下来的几天，东北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杨宇霆仗着资历老，处处跟张学良作对，很多事都明里暗里给张学良使绊子。 常荫槐也是杨宇霆的老搭档，这两个人经常一起想办法牵制张学良。 其实，东北易帜那会儿，杨宇霆和常荫槐就已经不愿意跟着张学良改变路线，杨宇霆还当着众人的面“甩脸子”，集体合影都不去，明显是不给张学良面子，张学良心里有气，但一直没发作。 真正让事情爆发的是后来那天，杨宇霆和常荫槐去见张学良，说要成立铁路督办公署，常荫槐当头，文件都写好了，就等张学良签字。 张学良表面答应下来，心里却已经打定主意要动手，那天晚上，张学良召集亲信，安排好一切，等杨宇霆和常荫槐再来帅府，就在老虎厅把他们一举解决了。 事发当天晚上，张学良还是那副平静的样子，杨宇霆进了老虎厅，还没坐下，张学良就让人把门关上，高纪毅和谭海带着卫士进来，宣布罪状，没几分钟，枪声就响了。 处理完杨宇霆和常荫槐，张学良整晚没睡，他知道，自己这一步走得很重，但不这么做，东北这个摊子迟早要散。 第二天，张学良让人起草文件，向南京报备，说是依法处置，罪名列得很详细，然后又给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家里送了抚恤金，还写了封信给杨宇霆远在国外的儿子，尽量安抚。 东北的风声很快传开了，有人觉得张学良下手太狠，有人却说不杀不行，总之，张学良这一刀切下去，东北的老派势力算是彻底瓦解了，年轻军官觉得出了口气，老资格的文武官员则私下嘀咕，说张学良“翻脸无情”。 张学良其实也不是没后悔过，后来他跟身边人说，这一步走得太急了，可当时实在没别的法子，东北的局面本来就不稳，外头还有日本虎视眈眈，内部再不统一，麻烦只会越来越多。 那几年，张学良权力巩固了，东北局面也算稳住了，可很多人说，这一场风波之后，东北再也没有老一代那种“人情味”了，张学良身边的将领换了一批又一批，老资格的都被边缘化，新人上位，但东北的根基也跟着动摇了。 说到底，这场权力斗争其实早有苗头，张学良年轻，想有所作为，杨宇霆这种老资格不肯让步，迟早要有个了断，只不过，没人想到会是“寿宴”之后这么快就爆发，东北的天变了，谁都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结束。 这些年后来看这事，历史上有很多说法，有人觉得张学良下手太狠，有人认为这是没办法的选择，其实，站在张学良的角度，他要保住东北，不得不动手。 但站在杨宇霆那边，他觉得自己是为东北好，结果却成了牺牲品，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其实从那天寿宴就已经摆在桌面上，只是没人愿意说破。 东北的局势也因为这事发生了变化，杨宇霆和常荫槐倒下，张学良的话事权更大，可随后日本侵略步步紧逼，东北的防线一天比一天吃紧。 有人说，如果当初不杀杨宇霆，东北会不会不一样，可历史没有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谁也拦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