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去世前有5个愿望，但是最后只实现了2个，1个即将实现，2个却永远成了遗憾。 1976年1月8日早上9点58分，心跳停了，病房里那种声音会突然变得很空，像一盆热水一下子被端走，连雾气都散得快。 人走了，话却还挂在墙上，挂在门口，挂在那些没来得及说完的眼神里。 周恩来临近生命终点时，身边人记下过五个心愿，听着不玄乎，也不摆架子，偏偏有的办成了，有的就卡在那儿，硬生生卡成一辈子的缺口。 有两件事倒是做得干脆。 生前他就交代过，病逝后要解剖遗体，把病因弄清楚，给医学研究用。 1月8日他去世后，遗体运到北京医院太平间，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组织医护人员动手。 等报告出来，提到主要脏器都有癌瘤转移，现场有人实在撑不住，哭出了声。一个器官晚期就够人受的了，几处一起上，疼到什么程度，不用多说，听着都觉得牙根发酸。那份疼，他没拿来当筹码，也没用来换同情，倒像是咬着牙把身体最后一点价值也掏出来，给后来人留个清楚明白。 另一件事发生在1月15日深夜。 按他的遗愿，也按邓颖超的安排，骨灰要撒三处。 那时候骨灰已经由邓颖超亲手分装成三袋，交到高振普、张树迎这些人手上。 通县机场的夜里冷得透骨，大家不说太多，坐的是一架喷洒农药的农用飞机，说白了就是干活用的家伙，不讲排场。 飞机先飞密云水库，再飞天津海河，再飞黄河入海口，三处都到了，空撒任务一共用了4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高振普和张树迎去向邓颖超汇报，才看见她眼圈乌青，一夜没合眼。 三个人一见面，抱成一团，哭得像把喉咙里的石头都哭出来。 骨灰落进水里、河里、海口里，连个坟头都不留，像他一辈子干事那样，利落，不给人添麻烦。 卡住的心愿，反倒更像人心里那点软处，越是软，越疼。 1975年10月24日，他经历第五次大手术，整个人被病拖得发虚，疲累得不像话。夜里，他对陪护的卫士张树迎和张佐良轻声说，病就这样了，心里清楚，不想再麻烦专家们了，专家应该去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给更多人治病。 他想回家，回那儿再治疗，叹了一句出来两年多了，真想回去住住啊。 那句回家，听着像家常话，落在那时那刻，却像刀子轻轻一划。 西花厅对他来说不只是住处，是一个能喘口气的地方，是灯光、茶杯、院子里脚步声的集合。 两个卫士听完，面面相觑，说不出话，心里碎得一塌糊涂。可人到了那一步，想回也回不去，这事就这么悬着，悬成永远。 更揪心的是那扇病房门，1976年1月5日，他做了人生最后一次手术，手术只能把痛苦往后推一推，问题没解决。 1月7日病情更恶化，气息微弱，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 7日夜里11点，他昏迷许久后醒过来，吴阶平大夫在旁守着，他用极微弱的声音让吴阶平去照顾别人，说自己这里没事。话说完，眼睛却一直睁着，看着病房门口。 值班医生觉得不对劲，问总理是不是有事，是不是找邓大姐，邓大姐已经走了。 连着几天邓颖超天天在医院陪护，身体太累，卫士劝她回去歇歇。 周恩来轻轻晃了晃头，意思是不找了，没事。嘴上这么说，眼神却不肯收回，还是盯着门口，像在等一个脚步声，等一句话，等门把手轻轻一转。一直到12点，他也不休息。 陪护卫士们那会儿还觉得总理精神好，是好转的迹象，医生心里却发紧，觉得不对。 第二天早上，他就走了。 事后回想，那一夜多半是他预感到时日不多，想见邓颖超一面，偏偏没见上。这种遗憾，讲大道理没用，越讲越空，就像饭热好了，人却没回家。 还有一个心愿，挂的是更大的事。 1975年12月20日，他体温高达38.7摄氏度，病情恶化得厉害，已经是在和死神拉锯。 就这么个时候，他还提出要见罗青长。 罗青长当时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个请求被张春桥拒绝了。秘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忍心总理的愿望落空，赶紧去找邓小平。 邓小平听说后火气上来，说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话不绕弯，硬邦邦一句，顶得住。 邓小平一干预，罗青长才进了医院，见到周恩来。可周恩来被病折磨得说话都困难，两人断断续续交流了15分钟。 到末了，他说了一句，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说完又昏迷过去。 那句话像一根线，线头捏在他手里，线的另一头却拴着海峡那边的人和事。 半个世纪过去，台湾尚未回归，这心愿还在路上，像欠着的一笔账，迟早要有人去补。 五个心愿摆在一起，看着零碎，味道却很清楚。 一个人把自己的痛往肚里咽，把医生让给更需要的人，把身后交给解剖台和江河，把最软的地方留给西花厅和邓颖超，把最硬的牵挂放在台湾。 话讲到这儿，反倒不必把他抬得太高。那天通县机场的夜风还在，农用飞机的发动机声还在耳边轰着，密云水库的水面黑沉沉，海河在城里绕着弯，黄河入海口的浑黄水流向大海，灰白的骨灰从空中落下去，轻得像一撮尘土，又重得像一段时代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