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央决定把广西省会设在南宁，省委书记张云逸却抱怨：“去北京开会，得绕道柳州，很不方便，不如把省会搬到柳州！ 一九五八年中央在南宁开会，城里还显得紧巴。 会间，韦国清向毛主席直说，南宁路远事多，当省会不算顺手，柳州更像省城。 这话和几年前张云逸的心里话对得上。一九五〇年前后，他常从南宁出发去北京。广西匪患没清干净，他出门要带部队护送，枪声时不时从山里窜出来。南宁没有直通外省的铁路，去广州、去北京都得先绕到柳州上车，“要是省会在柳州就方便多了”这句牢骚，也就脱口而出。 张云逸不是外地看客。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央派他来广西发动百色起义，红七军在他手里拉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广西快要全面解放，人民解放军刚站稳脚跟，省会设在哪，很快成了绕不开的事。 摆在桌面上的，是桂林、柳州、南宁三城。 长期在桂林工作的干部希望顺着旧路走。桂林长期是广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级机关、房舍都在那里，照旧用下去，人不用大搬迁，财力消耗也小，在财政紧张的时候，他们觉得换省会不划算。 柳州那边的干部想法不同。柳州是广西第二大城市，位置在全区中间，铁路、公路在此交汇，工业基础比别处强，对全区工厂建设有带动作用，从军事上看，这里也是守住腹地的要冲。 南部搞海防、边防、剿匪的一批干部，则盯着南宁。南宁靠近海口，又挨着龙州一线，是海防要塞，也是边境通道，对边防和剿匪都很关键。他们觉得，把省会压在南宁，就是把稳住南大门放在首位。 三种意见谁也压不住谁。 张云逸把各种理由写成报告送到北京。 周总理看过材料，视线偏向柳州，交通方便、工业基础雄厚，短时间内要恢复生产、带起经济，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优势。毛主席反复比较三城位置，把国防和长远布局一并算进去，想的是广西这块边疆棋盘怎么下得稳。 一九五〇年前后，结果定下：省会设在南宁。 这个决定让不少干部意外。落实以后，麻烦很快冒出来。南宁周边山多路窄，铁路没接到城里，匪患又缠，省级机关、人财物流动，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运转，压力不小。 在这种背景下，张云逸在北京向毛主席说起情况，提到自己每次去中央开会，都得带部队护送，还要绕道柳州才能坐上车。毛主席听完，把话压实：交通可以靠修路、修铁路来补，匪患要通过剿灭来解决，不能嫌难就把省会往回挪。 随即，他交代罗瑞卿抓紧规划修通南宁的铁路，把南宁接上国家干线。 一九五一年五月前后，广西境内土匪基本被肃清，山里冷枪声少了。 通往南宁的铁路一段段铺好，列车可以直接开进这座城。南宁从偏在南角的省会，开始连进全国交通网，“不方便”的印象慢慢褪去。 一九五五年，韦国清接过广西的担子，来到南宁。 他看到，“一五计划”几年下来，南宁的工厂、设施比刚解放时强不少。 可一对比柳州，差距还摆在那里。柳州交通顺、工业齐，机床轰鸣，南宁只能算追赶者，这种落差，让“省会要不要搬”的念头一直有人挂在心头。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到南宁主持中央会议，韦国清把这个想法说给他听。 毛主席先丢出一句反问：要真按方便来算，是不是还得把首都从北京挪到兰州。 接着他讲起南宁的位置：有公路通钦州，可以接海防；有水路通广州，可以连珠江口；靠近龙州等军事要地，又有国道向西通云南，向东牵着广东。 省会放在这里，既照顾全区，又稳住边境，将来公路、铁路铺开，南宁会长成广东、广西、云南之间的一个枢纽，还能往东南亚伸出去一只手。 这一番解释，把之前的犹豫压住。此后党内没人再正式提搬省会。 一九五六年以后，“二五计划”展开，南宁发展提速，工业项目增多，周边农业布局跟着调整，城市一圈圈往外扩。统计数字慢慢攀升，南宁在工业和农业上的增速都不弱，经济总量一步步超过桂林和柳州，成了广西第一大城市。 一九九二年，改革开放深入，西南各地经济联系紧起来，南宁处在几条经济走廊的节点上，高速公路、铁路把人流、货流引进引出。 进入二十一世纪，广西被纳入珠江经济圈，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布局里，南宁成了面向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同周边国家打交道，越来越离不开这座城市。 再看今天，南宁握着省会和枢纽两张牌，综合实力排在全区前列。 柳州继续在工业上发力，经济成绩也不弱，只是在整体位次上略居其后。桂林把山水名片擦亮，成了人人向往的旅游城市。 人们说起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那场关于省会设在桂林、柳州还是南宁的争论，再想到一九五一年五月剿匪、修路的紧张，一九五八年南宁会上的那几句问答，多半会感叹一句：有些当年看着别扭的选择，最后还是被时间讲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