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左宗棠之曾孙想回上海，写信给市委，请求分一套低楼层的房，却被他任上海副市长的女儿拒了。 那封信是左景鉴的表哥代写的。87岁的老人坐在重庆老公房的藤椅上，关节炎让他连端茶杯都费劲，湿冷的梅雨季里，膝盖肿得像发面馒头。表哥一笔一画写着他的履历：抗美援朝时带着团队啃出轻便血箱，救过前线伤员；支援西南时上交上海房产，在重庆白手起家建起医学院，带出满天下的外科骨干。 信转到副市长左焕琛桌上时，她正对着城建图纸加班。办公桌上的台历画着密密麻麻的圈，全是待批的医院项目——华山医院新楼刚打地基，瑞金医院急诊扩建正缺资金。她捏着信纸边缘，指尖泛白，想起上个月父亲在电话里的喘息：“就想离黄浦江近些，看看老医学院的梧桐树。” 上海真的没有一间低楼层的房子吗？当时全市排队等房的老干部能从外滩排到静安寺。左焕琛自己住的还是单位分的一间半五楼，每天爬楼梯时，公文包撞在台阶上哐哐响。她在信上批了行字：“按规定办，不搞特殊。”钢笔尖划破纸页，在“特殊”两个字上洇出墨团。 这个拒绝让表哥很生气，跑到重庆把左景鉴数落了一通：“你当年把上海房子全交公，现在要间房怎么了？”老人却摆摆手，让小女儿给上海打电话：“跟你姐说，别为难，家里人不能给政府添麻烦。”他记得三岁丧母时姑母把窝头掰给他的样子，记得医学院读书时在解剖室啃冷馒头的夜晚，这些日子教会他的，比任何头衔都实在。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连低楼层都“要不到”的老人，曾是重庆心脏外科的开拓者。1956年他带着家人西迁时，把上海的大房子钥匙交给单位，只带走一箱子医学书和女儿左焕琛的学籍档案。在重庆的40年，他在煤油灯下画手术图谱，在防空洞里给学生讲课，完成当地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那天，手术室的钟表刚好指向黎明。 左焕琛后来在采访里提过，父亲最常说的是“左宗棠的后人，不能让人戳脊梁骨”。老祖宗抬棺收新疆时，靠的是血性；到了左景鉴这里，是抗美援朝三个月不回家的拼劲；传到她手里，就成了爬五层楼也要守住的原则。那年冬天，她去重庆出差，在父亲的书架上看到一张泛黄的军委表彰令，旁边压着张纸条：“血液保存箱图纸已捐国家，勿念。” 1997年春天，左景鉴在重庆去世。临终前他抓着小女儿的手，说骨灰撒长江就好，“江水往东流，总能到上海”。后来有人在黄浦江畔看到左焕琛，她站在华山医院新楼前，望着江面出神——那里有长江带来的骨灰，有医学院的梧桐树，还有一个家族不用特权写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