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张爱萍落难，妻子李又兰找到粟裕，希望他能帮忙说情。谁知，粟裕摆了摆手，说道：“我这身体实在不行，你去找宋老鬼试试。” 深秋的北京，总医院病房的玻璃窗蒙着层薄雾，张爱萍半倚在床头，指尖划过《孙子兵法》泛黄的书页。窗外的银杏叶被冷雨打落，在地面铺成一片暗黄，像极了他此刻的处境——支持的尖端项目停摆，连日常治疗都透着怠慢。 李又兰攥着衣角站在粟裕病榻前时，屋内的煤炉刚添过新炭，火星噼啪响。粟裕盖着厚棉被，咳了两声才缓过气，目光扫过她通红的眼眶，最终落在墙上那张褪色的淮海战役合影上：“宋时轮那倔脾气，这辈子就服战场真章——你让他去见老张，比我说一百句管用。” 三日后清晨，宋时轮的军靴踏碎了医院走廊的寂静。他刚从军事科学院调任，肩上的星徽还带着新铸的冷光，推门时却放缓了动作。病床上的张爱萍闻声抬头，嘴角那抹军人特有的硬劲没散：“‘宋老鬼’，你倒是肯屈尊来这小病房？” “少废话。”宋时轮把军大衣往椅背上一搭，径直走到窗前，“听说你连项目文件都看不着了？当年在济南战役作战室，你为了个炮兵阵地跟我拍桌子，现在倒学会忍了？” 张爱萍合上书，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忍？我是怕‘尖兵一号’断了线。你知道那卫星对国防意味着什么——不是我个人的事。” 空气忽然静了，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宋时轮想起1950年朝鲜战场上，张爱萍顶着炮火在坑道里修改作战方案，钢笔没水了就用鲜血画标记；想起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在指挥所向张爱萍递烟，两人手都在抖。那些在生死里熬出的默契，哪用得着多言？ 有人说宋时轮脾气冲，怕是不会趟这浑水——可他当晚就把自己关在书房，台灯亮到后半夜。报告措辞改了七遍，从“个人请求”换成“国防急需”，最后那句“张爱萍同志在科研系统不可替代”，笔锋重得划破了纸。 这份报告被他亲自送到西山叶剑英住处时，天刚蒙蒙亮。叶帅戴着老花镜逐字看，手指在“尖兵一号”四个字上敲了敲：“荣臻昨晚也来电话了，说科研骨干都急得团团转。”三位老帅碰头时，聂荣臻直接拍了桌子：“谁动张爱萍，就是动国家的枪杆子！” 转折发生在一周后。总医院东侧那间闲置的小楼忽然热闹起来，科研人员抱着文件进进出出，张爱萍的病床边多了张临时办公桌，输液管还在手上，他已经开始在图纸上画标注。护士进来换药，看见窗台上摆着盆刚抽芽的蒜苗，是张爱萍让女儿从家里带来的，说“看着就有生气”。 1976年初春，试验场的捷报传到北京时，张爱萍正对着窗外发呆。雪刚停，老梨树的枝头顶着簇簇白花，像极了他年轻时在江南见过的早樱。“重大突破”四个字从电话那头传来，他摸出粟裕当年送的那只旧怀表，表盖内侧刻着的“战友”二字，被摩挲得发亮。 后来有人问李又兰，粟裕当年为何不亲自出面。她总是望着墙上那张三位老帅与张爱萍的合影——叶剑英执笔，聂荣臻按章，宋时轮站在一旁，而张爱萍的手指正点在“尖兵一号”的星轨图上。有些信任，从不需要客套；有些担当，早刻进了军人的骨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