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袁世凯的女儿大婚，进入洞房后，新郎兴致全无，怒骂新娘：“你个残花败柳，有过多少个男人？”谁知，新娘冷哼一声答道：“你骂谁呢，有多少姑娘为你打过胎？” 新郎一时无话可说！ 这场在天津租界办的婚礼，红绸从法式洋楼的雕花栏杆垂到地面，来宾名单上尽是“前总统”“督办”的头衔——袁家想借曹锟的势力稳住北平老宅，曹家也想沾袁世凯旧部的人脉，唯有新娘袁祜祯指尖捏着西式婚戒，那是她偷偷换上的——本该戴的翡翠镯子，被她塞在了陪嫁箱底。 没人料到，这场轰动华北的联姻，会在一年后以枪响和法庭传票收场。 袁祜祯那时刚满21岁，在北平袁家大院读了十年洋书，书架上摆着《新女性》杂志和英文版的《玩偶之家》。 曹士岳比她小三岁，是曹锟56岁才得的独子，天津街头的混混都知道，这位少爷的汽车里永远坐着不同的女人，车后座常扔着撕碎的旗袍领子。 新婚夜的对话像一把钝刀，割开了体面的伪装。曹士岳摔门而去，在北平八大胡同喝到天亮；袁祜祯坐在铺满鸳鸯锦被的婚床上，把那枚西式婚戒摘下来，在烛火上烤得发烫——她早听说过他的荒唐，只是没料到他会如此直白地用“贞洁”当武器。 婚后的日子，曹士岳没改半分性子。他带着不同的女人出入六国饭店，报纸社会版隔三差五登着“曹公子与名媛共舞”的消息，而袁祜祯则在曹家大院里，对着满桌没动过的燕窝粥发呆——曹锟太太劝她：“男人嘛，玩够了总会回家。” 她没听。怀孕三个月时，她开始收拾行李，把洋书、旗袍和母亲留下的玉佩塞进皮箱。 1937年初春，曹士岳醉酒回家，看见敞开的皮箱，抄起桌上的勃朗宁手枪，枪口顶着她的肚子：“你肚子里的孽种，还不知道是谁的野种！” 袁祜祯没躲，反而冷笑：“曹大少爷枪法准吗？要不要先问问你那些打胎的姑娘？” 枪响时，她正伸手去夺枪，子弹擦过右臂，血溅在刚绣好的婴儿肚兜上——那是她连夜给三个月身孕绣的。 流产的消息传到北平袁家，袁世凯的旧部带着宪兵队闯进曹家，把还在睡梦中的曹士岳拖进监狱。 有人说袁祜祯太犟，军阀家的媳妇本该忍气吞声，可她书里读的易卜生早就告诉她：“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 民国二十年代的北平，像袁祜祯这样的“新女性”不算少，她们剪短发、读大学，却仍逃不过家族安排的政治婚姻。贞洁观是悬在女性头顶的剑，男人的风流却被称作“本事”——这种双重标准，在袁祜祯反击的那一刻，碎了一角。 天津法庭的判决下来那天，袁家的律师拿着一千大洋的支票，对曹家人说：“这不是赔偿，是给我家小姐买自由的钱。” 曹士岳蹲在监狱墙角，还在骂袁祜祯“不知好歹”，却不知道这桩离婚案，成了当年《大公报》“女性自主”专栏的头条。 离婚后的袁祜祯去了美国，在纽约的中国领事馆遇见了外交官张德禄。他看见她右臂的伤疤，只问：“还疼吗？” 她摇摇头，第一次在男人面前哭了。 后来她在美国生了三个孩子，张德禄教她开车，带她去看自由女神像，她再也没绣过婴儿肚兜，却给孩子们织了无数件毛衣。 2005年，美国旧金山的养老院里，90岁的袁祜祯看着窗外的樱花，手里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她和张德禄在华盛顿的合影，外交官丈夫西装革履，她穿着旗袍，笑容平和。 护士问她年轻时最难忘的事，她没提洞房夜的争吵，只说：“1937年春天，我终于不用再绣婴儿肚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