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之子杜致勇晚年，一张罕见的留影，他曾在保龄球馆打工，晚年靠着养老金度日。 杜致勇和弟弟杜致严是一对双胞胎，1936年出生在南京。作为杜聿明和曹秀清夫妇的孩子，他们的童年虽然伴随着战火硝烟，颠沛流离，但也曾有过极其鲜活明亮的色彩。四十年代在昆明生活时，两兄弟在西南联大附属小学读书，日子过得很是快活。父亲杜聿明运来几头大象，他们就兴冲冲地带着全班同学去看；飞虎队队长陈纳德送给孩子们美式卡宾枪，年仅八九岁的致勇拿着枪对着院子里的大树射击，那股子机灵和沉稳，早早就显露了出来。 那个时候，谁都会觉得这群有着优良教育背景、被父母给予充分尊重与自主权的孩子，未来有着无限的可能。然而，命运的转折往往猝不及防，1949年的淮海战役成了杜家人命运的分水岭。 杜聿明兵败被俘，曹秀清带着婆婆和几个年幼的孩子仓皇迁往台湾。 到了台湾之后，等待他们的绝非国民党当局承诺的“妥善照顾”，连绵不绝的冷眼、打压与严密监视。当时的杜家兄妹，可以说是被当成了软禁在岛上的“人质”。台湾的档案馆里至今还留存着当年监视他们的“甲种调查记录表”。杜致勇后来甚至常常半开玩笑地自嘲，说自己就是台湾的“黑五类”。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仅仅因为姓“杜”，仅仅因为是杜聿明的儿子，就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原罪”。 后来母亲曹秀清被迫远走美国，临行前只能给正在读大学的致勇、致严兄弟俩留下区区三千多元现金。年轻的杜致勇，就是在这样孤立无援、处处受限的窒息环境下，艰难地完成了台湾中原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学业。 毕业后的杜致勇，想在社会上立足简直是地狱难度。因为所谓的“安全问题”，他找工作屡次碰壁，甚至连把房子租给别人，租客都会被警方盘问。他的双胞胎弟弟致严更是被迫从大学肄业，最后只能靠开出租车谋生，一生漂泊。 在这样的境遇下，杜致勇没有自怨自艾。他学的是土木工程，那就干这一行。从1963年开始，他硬是凭着过硬的专业能力，在多个建筑部门担任工程师。他参与过桃园石门水库的建设，也参与了台中国际机场军用部分的施工。很多人传言他“沦落到在保龄球馆打工”，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与扁平化叙事。 七十年代中期，杜致勇参与建造了台中大雅路的琥珀百货大楼，其中就包括琥珀保龄球场。这座建筑当时可是荣获了台湾建筑金鼎奖的！后来，由于工作关系和自身的能力，他从1972年开始参与球馆的运营，并在1975年正式辞去建筑公司的工作，担任了球场的总经理，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他用工程师的图纸和管理者的智慧，为自己砸出了一个体面而踏实的饭碗。 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韧性，难道不比那些空有头衔的虚名更让人敬佩吗？ 如果说建筑和保龄球馆是杜致勇谋生的手段，那么无线电就是他灵魂的避难所和广阔天地。 因为保龄球馆董事长留下的一台VFH频段收发机，重新点燃了杜致勇从小对无线电的热爱。他做事的态度和父亲杜聿明极像，信条就是“用心就能学到，不用心就一事无成”。1990年，年过五十的杜致勇通过自学，以高分拿下了台湾电信总局的业余无线电人员资格考试，获得了他一生引以为傲的呼号——BV4AS。 在业余无线电的圈子里，杜致勇绝对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设备普通，技术却极其高超，信号总是异常强劲。他尤其痴迷于海岛通信，这是一种对技术和体能要求极高的探索活动。1993年，他率先登陆澎湖列岛架设电台；之后更是多次带队前往东沙岛进行通联。现实中的他被困在浅浅的海峡对岸，出境受限；但电波中的他，却如同翱翔在海天之间的海鸟，跨越了所有的政治藩篱和地理阻隔，同全世界自由地对话。 为了和法国爱好者交流，他专门跑去教堂自学法语；为了帮助圈里的新人，年近八十的他还活跃在论坛上，耐心解答各种枯燥复杂的技术问题。圈里人都叫他“大哥”，觉得他平易近人、性情直率。在这片看不见的电波网络里，杜致勇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与自由。 1982年，杜致勇和姐妹们终于在香港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母亲曹秀清。而此时，父亲杜聿明已经在前一年于北京病逝。父子二人自少年时代在大陆分别，几十年来，直到父亲离世，台湾当局都冷酷地拒绝放行，生生造就了至死未能见最后一面的人间惨剧。 1997年，借着参加会议的机会，杜致勇在北京进行了寻根之旅。他找到了童年住过的胡同，看到了那棵老海棠树，吃了隆福寺的老北京小吃。时过境迁的沧桑感，想必在他心里翻江倒海。 到了2015年，杜致勇和妹妹杜致廉一起，将父母的骨灰迁回了陕北米脂老家，同在台湾去世的祖母、哥哥、弟弟的骨灰安葬在一起。一家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生离死别，终于在故土以这种令人心碎却又圆满的方式重新团聚。 2018年，82岁高龄、坐着轮椅的杜致勇，依然坚持走过上海、南京、徐州，去探访父亲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足迹。 2019年1月4日，杜致勇在台中病逝，随后骨灰也安葬在了米脂的家族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