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故宫装了电话。溥仪感觉很好玩，到处打电话。心血来潮给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胡适打了个电话，随口说约他见面。打完其实他就忘记了。胡适那边，兴奋得不得了，做了各种准备 很多人以为当皇帝肯定爽翻了，其实在清朝的体制下，当皇帝更像是在打一份极其压抑的工。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先生在《故宫红书》里提到，清朝皇帝为了接班人的事简直操碎了心。康熙为了选太子，在一群儿子中间搞得方寸大乱，甚至在乾清宫拔刀威胁。雍正被逼得没办法，搞出了在“正大光明”匾额后秘密建储的制度。 到了溥仪这儿，连这份操心的资格都没了，因为大清早就亡了。民国政府虽然给了个“优待条件”让他继续住在紫禁城，但他其实成了一个被困在深宫里的超级囚徒。这么大的紫禁城，连出个神武门都不行。虽然宫里有慈宁宫花园、建福宫花园，最出名的还有那个占地一万两千多平方米的御花园，但里头塞满了各种亭台楼阁。年轻的溥仪只能偶尔爬上御花园最北边堆秀山上的御景亭，眼巴巴地看着高高红墙外面的老北京。高墙根本关不住一个青春期孩子向往外面的心。 这时候，电话出现了。 1922年前后，在英文老师庄士敦的极力主张下，溥仪力排众议，顶着一群遗老遗少的反对，在养心殿安了一部电话。 各位想想，一个天天跟太监和老头子混在一起的半大伙子，突然拿到这么一个能直接跟外界通话的高科技玩具，他能干嘛？当然是搞恶作剧。 溥仪翻着新送来的电话本，第一通打给了京剧名角杨小楼。溥仪学着京剧腔调逗人家：“来者可是杨小楼呵？”吓得对方刚承认身份，溥仪就立马挂了电话捧腹大笑。接着他又给京城著名的东兴楼饭庄打，瞎编个地址订了一大桌子昂贵的酒席，纯属图个乐呵。这举动透着一股深深的悲凉，一个曾经拥有天下的人，如今只能靠打骚扰电话来证明自己和这个真实的世界还有联系。 玩着玩着，溥仪翻到了胡适的名字。胡适是谁？那是《新青年》的主将，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跟紫禁城里的陈腐气息简直是两个极端。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经常给他讲外面的新世界，也推荐过胡适。溥仪一时兴起，电话就拨过去了。 接通后，溥仪带着顽童的心态问：“你是胡博士吗？你猜我是谁？”胡适当然听不出。溥仪得意扬扬地亮出底牌：“甭猜啦，我是宣统呀！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长啥样，有空进宫来让我瞅瞅。” 随口说完这句，溥仪挂了电话，转头就跟婉容吃水果、玩别的去了，压根没把这当回事。 溥仪那边是云淡风轻，胡适这边可是掀起了惊涛骇浪。接完电话的胡适，第一反应是懵圈，生怕碰上了恶作剧。为了求证，他专门跑去找庄士敦核实。得知确实是“皇上”亲自打的电话，胡适兴奋得简直像个要去春游的小学生。他四处打听进宫的规矩，确认了不用磕头跪拜，这才精心拾掇了一番，在日记里郑重记下一笔，准备进宫。 咱们在此刻停下来品一品，这事儿其实非常值得玩味。 胡适作为一个提倡民主、科学的现代知识分子，怎么会对一个退位皇帝的随口邀约这么上头？骨子里，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基因依然在发挥着微弱却极其固执的引力。哪怕是新文化的主将，面对“皇室”这两个字，依然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猎奇与敬畏交织的复杂心理。 1922年5月30日，胡适真就来到了神武门。因为溥仪完全把这事儿忘了，根本没给护军打招呼，胡适在门口费了半天唇舌，护军半信半疑找奏事处核实后，这才放他进去。 两人在养心殿碰了面。太监掀开帘子，胡适走进去鞠躬，喊了声“皇上好”，溥仪起立回了句“先生好”。这一幕，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魔幻的同框。屋子里摆着《晨报》和各种新诗集，溥仪居然还拿出自己给婉容写的白话诗，让胡适点评。面对那首写着“好洁净的月儿，菊呢来个哉”的略显稚嫩的诗句，胡适只能硬着头皮看完。随后两人聊起了出国留学、清理皇产。胡适很同情这个被困在深宫里的年轻人，给他出主意，鼓励他独立。短短二十分钟的交谈，气氛十分和谐。 但这仅仅只是一层和谐的表象。 新气象与旧宫殿，中间其实只隔着一条护城河的距离，实际上却隔着几个世纪的鸿沟。胡适出宫后，这事儿立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传闻满天飞。鲁迅先生后来甚至专门写文章嘲讽过胡适这种行为。胡适不得不赶紧在《努力周报》上写文章澄清。 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压过来。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打进紫禁城，内务府大臣气喘吁吁跑进来报告时，溥仪正跟婉容吃水果。他吓得跳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直接滚到了地上。他连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多少，就被永远地赶出了那座他既厌恶又依赖的牢笼。遗憾的是，他最终并没有听从胡适的建议堂堂正正地去留学，反而一头扎进了日本人的怀抱，彻底走向了民族的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