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为了扩大学校的规模，找上陕西督军陈树藩，希望购买一块地皮，对于建学校，陈树藩很感兴趣，他拍着大腿说道："我们陈氏家族愿意大力支持司徒校长办学堂。" 陈树藩开价六万大洋，远低于市价，还额外掏出两万大洋作捐款。交易敲定，1921年地皮正式过户，司徒雷登拿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地方。 拿地之后，他立刻请来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操刀设计，把中国园林的格局和西式建筑的骨架揉进同一张图纸，1926年主体建筑完工，燕京大学正式迁入。 然而，盖楼容易，撑住一所大学难。司徒雷登深知，光靠捐地建楼，燕大要跻身国际一流，还差得远。1925年，他听说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去世后留下一笔巨额遗产，其中一部分指定用于中美联合汉学研究。 遗嘱执行人本属意哈佛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却因为美国学者华尔纳在敦煌盗取千佛洞壁画，中国学界震怒，哈佛与北大的谈判就此僵死。 司徒雷登嗅出机会，当年秋天专程赶赴美国，力争让燕大接替北大的位置。 他在纽约约见了霍尔遗产执行人之一的阿瑟·戴维斯共进午餐。据司徒雷登本人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里记述，那顿饭吃得他心跳加速，戴维斯问得很细，他答得小心，眼前那盘菜碰都没碰。 会谈结束，戴维斯起身说要当天下午动身去巴黎，让他先回去把大学办得"值得支持"。这话等于什么都没说，又等于什么都说了。 司徒雷登回国继续办学，等消息。大约一年后，他再次见到另一位执行人约翰逊，对方告知基金会已决定拨款一百万美元给燕大。 司徒雷登没有就此罢手，当场据理力争，最终将数字谈到了一百五十万。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正式成立，燕大的国学研究所同步挂牌，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出任所长。 这一年，是燕大真正站稳脚跟的年份。 学社建起来了，国际学者陆续来访，哈佛与燕大互派留学生，两校共享学术资源，燕大的名字开始在海外学界流传。冰心、黄昆这样的学者从这里走出，校园里的学术气氛一年比一年浓。 然而，这种平静没能持续太久。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司徒雷登没走，在校园内升起美国国旗，在校门贴出告示，声称燕大是美国财产，为师生撑起一块临时的庇护之地。 1940年2月，物理系助教冯树功骑车返校途中被日本军车轧死，师生群情激愤。院长陆志韦在追悼会上当着日本军官的面，直言"当今世界有一股势力正在压迫着我们"，那名军官留下一百元钱，转身离去。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不到一小时，日本骑兵封锁燕大校园，宪兵队长荒木宣布接管学校，司徒雷登当天被关押，软禁长达三年零八个月。 学校被迫南迁成都，借华西协和大学的场地，以"成都燕大"的名义继续开课，由梅贻宝代理校长，勉力维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次日，司徒雷登重获自由。8月17日，司徒雷登召集陆志韦、洪业、侯仁之等人在东交民巷三官庙开会，商议接收校园、清查校产，着手复校。 流亡成都的师生在当年秋天陆续北返，燕大重回未名湖畔。 这所学校从一片废旧园林起步，靠着司徒雷登四处募捐、斡旋，拉来段祺瑞、冯玉祥、张学良等人捐款，从1920年到1936年筹得两千万资金，硬是在军阀混战与外敌入侵的夹缝里长了起来。 1952年，燕大并入北京大学，那四十公顷的土地成了北大主校区。未名湖还在，博雅塔还在，当年那段买地、募款、抗争的历史，也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