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与尼克松站在一起的是谁？ 一九七二年的照片里，很多人最先看到的，是从舷梯上走下来的那位美国总统。 红地毯、礼兵、故宫屋檐，构图熟得不能再熟。再往旁边一瞥，身边那位中国女性才慢慢入眼，黑色大衣，站姿笔直，神情安静。她叫章含之，那七天里，总是在这些画面里出现。 她的身世不算普通。 母亲谈雪卿曾是上海名媛，父亲陈度出自陈调元家中，养父章士钊做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 名字摆出来，很容易让人觉得她靠的是家世。真正托得住她的，是一九六〇年那一张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多年来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语言功底。 翻译的工作，不像照片那么体面。长时间听录音、跟读、改发音，一遍遍练，嗓子沙哑了照样上。章含之就在这种枯燥里，把英语磨成可靠的工具，又把礼节、政策口径、场合感一块记熟。外表是大家闺秀，说话做事却有股“不能出差错”的轴劲。 一场宴会，那天她在席间翻译，毛主席听得仔细，觉得这个年轻人嘴里每个词都稳妥，就让她教自己英语。结果很清楚，从普通译员一下子到了领袖身边。坐在这种位置上做语言工作，一句翻错就可能被放大，她只好把紧张压在心里。 “毛主席对她非常满意”这句话，后来常被提起。 满意代表信任，信任积下来，就换来更大的职责。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接待方案里需要外语硬、反应快、守分寸的人，她就在列。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运气，而是多年试出来的结果。 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松的飞机落在北京，七天行程从舷梯那一刻开始。 那几天，北京的空气都绷着。接待、警卫、报道各有各的忙，语言工作夹在中间，出不了岔。后来人们总结，那是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她就在这一页上，负责把两种语言一段段接牢。 二月二十四日，队伍走进故宫。 照片里，她穿着黑色大衣，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指向屋宇，神情专注。尼克松侧过身认真听，随行人员围在旁边，看文物也看交流。有人回忆，尼克松夫妇夸过她，人长得大方，气质好，学问扎实，英语顺溜，这样的印象，说明她把自己的事办得干净利落。 第二天，一行人去了八达岭长城。 山风大，台阶陡，说话都要提着气。她照例跟在队伍旁边，指着远处的一处遗迹解释，用几句简单的话把本地人的说法翻出去，有人记得她提到那是炼铁用的老设施。尼克松听完，连连称赞，把她比作很好的向导。外交场合的夸奖少不了礼貌，也需要前几天相处留下的信任。长城顶上的那张合影，就是在这股风里拍下的。众人排成一线，她站在尼克松身边，表情不张扬，气场却不弱。 访华行程转到上海，同样离不开翻译。 工厂车间里机器轰鸣，城隍庙里人头攒动，一边要讲生产建设，一边要讲老城风俗。章含之在不同场景里不停换挡，有时是紧绷的政策表述，有时是稍微松一点的闲聊，把复杂的中国现实拆成一句句短话递过去。尼克松夫人说，她的发音听不出明显口音，尼克松也感叹，有这样一位翻译，是这次访华的幸运。 等飞机飞走，新闻头条换了主题，她的工作没有停。 章含之照旧在政府系统里做翻译，参加一场又一场外事活动。别人记住的是哪位领导见了哪位客人，她日常面对的，是一页页发言稿和小字注释，哪些词不能直译，哪些段落要提前沟通，她都得先想好。真正让生活节奏一沉的，是一九八三年乔冠华的去世。那一年丈夫离开，“悲痛万分”四个字背后，是许多不愿对外人细说的情绪。 往后，她慢慢退到台前之外。 队伍里有了新面孔，她把更多时间交给书桌和日常琐事。 二〇〇八年，她去世的消息传出，人们重新翻旧照，重新提起她的名字。名门之后、资深翻译、乔冠华的妻子、尼克松访华的见证者，这些标签轮番出现，既贴得上，又有些粗。 把这些年份连起来看，她身上最显眼的一点，是克制。家世足够写成长篇，她没有拿来当谈资；站在国际新闻画面里，她也没往前挤一步。认准翻译这一行，就按着职业要求去做，把每一句话送到该去的地方，该严肃时不添一笔，该缓和气氛时，懂得接上一句轻巧的解释。那场著名的会面，需要高层判断，也离不开这种埋在细节里的专业能力。 那张与尼克松站在一起的照片，如今再看，主角仍在画面正中。 镜头边缘那个人，衣摆在风中轻轻晃动，眼神落在前方的宫墙或者城砖上，像是在默默预备下一句要说的话。 名字叫章含之，这几个字被记住时，那些多年累积的耐心、分寸和辛苦，也就有了被看见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