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政治部主任是他 ——知道他是谁吗？ 提起“八一南昌起义”，人们能说出贺龙的二十军，周恩来的前敌委员会，朱德、陈毅带着八百人突围的故事。 若追问一句：那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是谁，多半就安静了。 这个人，新中国成立后又频频露面：和董必武、陈云、黄炎培一起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还当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在文坛是“鲁郭茅”里的那个“郭”，就是郭沫若。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一户人家。五岁进绥山山馆念私塾，十四岁上乐山高小，学生时代常带头罢课，被学校记过、劝退。学书法时，他跟赵熙练字，而赵熙也是梁启超、刘伯承的老师，这层关系让他早早接触到一批有新观念的人。 中学毕业后，他本可进高等学堂或军医学校，却想着出国。 一九一四年，大哥郭开文凑出路费，他赴日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留学长达十年。在日本，他娶了佐藤富子，生下三个孩子，写出《地球，我的母亲》《女神》等作品，又同郁达夫、成仿吾、田汉成立“创造社”。 回国后，他在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林伯渠的书房，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头发分在两鬓，声音不高，却把“农民”两个字说得格外重，这让他对农民力量有了直观认识。 同年，他在广东大学听周恩来演讲，不久在阳翰笙、李一氓陪同下走进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住处，围着革命和军队谈到深夜。 一九二六年七月，他放下每月三百六十元的高薪教职，进入北伐军总政治部，当宣传科长。北伐军按苏联顾问建议建立总政治部，邓演达任主任，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担任各军党代表或副代表，政治工作第一次在军队里被系统安排。 北伐军攻下武昌后，标语、电文、演讲稿一件接一件。 蒋介石注意到这位文化人，多次托他物色能写文告的“秀才”。他想起《上海商报》主笔陈布雷，把人从上海劝到南昌。陈布雷的文告很快被重用，后来成了蒋介石倚重的幕僚。举荐人的分量随之上升，他不久升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军衔定为中将，邓演达多留在大本营，他负责大部分日常政工工作。 一九二七年三月，张群带着委任状来见他，蒋介石愿请他出任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给每月三百大洋津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步高位，他接过纸，先向武汉发电报说明情况，又对张群含糊其辞，接着去了九江、安庆，随后潜回上海同周恩来商量。不久，“高浩然”这个名字出现在南昌朱德家里，一篇讨蒋檄文在灯下写成。 檄文刊出，全国震动，蒋介石在“四一二”后公布一份一百九十七人的通缉名单，他的名字在列。 之后，他去了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当党代表兼驻江西办事处主任。 南昌起义最初的设想，是争取张发奎参加。张发奎迟迟不肯表态，周恩来等人只好把重心压到贺龙的二十军。起义打响，张发奎下令解散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人散了，他仍给老部下留了一辆能坐四五人的铁道手摇车。 郭沫若、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几个人摇着车往南昌赶。城里已经乱成一锅粥，溃兵四处抢掠，他们刚落脚，身上的手枪和皮带就被抢光。起义部队已从南昌南下，他顾不上狼狈，继续往南追，在南昌以南不远处追上贺龙、周恩来带队的主力。在那条尘土飞扬的路上，他被火线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李一氓任参谋团秘书长，参谋长是刘伯承。 南昌起义七人主席团名单上，有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谭平山、恽代英、贺龙和他，前几位未到起义现场，真正跟着部队行军的是后几人。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带着八百残部去了湘南，周恩来、贺龙回到上海，刘伯承、吴玉章等人赴苏联学习。他这个总政治部主任，却在此时病倒，错过苏联那趟船，只得同董必武一道辗转去日本，在海外又过了十年。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 蒋介石为了在全国面前表现气度，邀请这位讨蒋檄文的作者出任国防军政领导机关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部长是陈诚，副部长有从延安来的周恩来和黄琪翔。第三厅主管全国抗战宣传，他手里的笔，对着的是全国民众的士气。给他的军衔仍是中将，与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人在一个档次。 他对“替人吹号”心里有过疙瘩，周恩来写信做工作，说有他在厅长的位置上，自己出任副部长才有意义。 一九三八年四月，他点头答应，第三厅在全国范围组织起大规模抗战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他与董必武、陈云、黄炎培一起，当上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又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把这些头衔放在一旁，再回想一九二七年那辆摇晃的手摇车和南昌以南那条土路上灰头土脸的身影，就能看出，“总政治部主任”这几个字，在他身上并不只是一个好听的名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