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宋庆龄在1977年亲笔所写的追忆毛主席的手稿，在这份手稿中，她的字写得一气呵成、繁而不乱、拖曳缓行、提按精妙，不仅其中的牵丝映带非常巧妙灵捷，顺其自然又出奇不意，而且线条润枯结合、笔断意连，把书写技巧和线条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可见其有着扎实的书法基础！ 一九七七年的那页手稿，纸张微微泛黄，墨色却很精神。 字一行接一行铺开，像人走路，一步稳一步。笔锋拖曳缓行，提按分明，前后字之间牵丝映带，线条忽润忽枯，断处似断又连。写字的人是宋庆龄，写的却是追忆毛主席。很多人看过这页字后都会有点愣神：她这一生见过多少风云人物，晚年提笔写下的偏偏是毛主席，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一段情分？ 宋庆龄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跟着信念走”的劲头。孙中山在世时，她既是伴侣，也是革命路上的同路人。孙中山有个判断，说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一切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那句话，宋庆龄记得很牢。孙中山去世，她给自己定了句简单的话：“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话不长，意思却很重。沿着先生留下的路继续走，她一步步靠近中国共产党，最终把“永远和党在一起”当成自己的立场。 这份立场不是一时兴起。宋庆龄心里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她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信里提到一章历史。她说这一章早就开始，只是二十三年前被阻，如今快要完成。她讲得很直白：当年蒋介石抛弃孙中山的革命遗训，背叛革命，革命的道路被硬生生截断。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把这条路接了起来，承担起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责任。从一九二一年算起，这一章写了几十年，跌跌撞撞，却没有停笔。 她亲眼看着中国人民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这个词，在书里看着简单，在现实里却是沉甸甸的。推翻它们不是一句话，而是一场长期斗争。宋庆龄后来写道，中国人民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又信心百倍地投入建设。她说得很直接：这些成就应该直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 她对毛主席的判断，并不是一开始就写在纸上的，而是在一件件事情里慢慢形成。重庆谈判就是一个关键时刻。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外面的议论很多。有人怀疑蒋介石有没有和平诚意，也有人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重庆那个地方，在当时看来并不太平。 毛主席却说了一句很干脆的话：“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很多人后来回忆起这句话，都说那需要不小的胆量。毛主席的想法并不复杂。他认为国内的政治和军事矛盾已经摆在那里，不谈不行。只有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中国才可能走向统一，才可能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国家。 他心里也不是没有警惕。蒋介石可能逼他签城下之盟，这种情况他早就想过。谈判中让步可以有，但得守住底线，不能损害根本利益。临行前，他甚至把可以让步的地方一条条想好。若这些都行不通，他也说过一句颇有气势的话：“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话说得直，却让人看见一种不怕风险的定力。 正是在这段重庆时间里，毛主席与宋庆龄有了难忘的接触。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上午，毛主席到宋庆龄处拜访。九月六日晚上，他又参加了宋庆龄举办的宴会。宋庆龄后来回忆这次见面，留下八个字评价：“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她平常说话很克制，这样的评价并不多见。 四年后，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毛主席写信给宋庆龄，信中有句话：“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这封信读起来很平静，却能看出他对宋庆龄的敬重。 一九四九年，中国局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新中国筹建提上日程。毛主席多次邀请宋庆龄北上参与国家建设。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他再次亲笔写信，还特派邓颖超前去问候。诚意摆在那里。 宋庆龄没有犹豫太久。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她从上海乘火车北上。两天后的八月二十八日，列车抵达北平。站台上等着的人不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都在。那一刻，旧时代里走出来的宋庆龄，同新中国的领导者们在同一个站台上见面，像是历史的两个阶段碰在一起。 当天晚上，毛主席设宴欢迎。气氛不张扬，却有一种很特别的意味。宋庆龄随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个安排既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信任。 她后来写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用“我们的领导者”来称呼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称呼很有分量。宋庆龄并不习惯说空话。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在长期经历中对这支队伍产生了完全信任。 一九五九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宋庆龄回顾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的发展，提到一个重要特点：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她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一直强调，在成功的时候更要保持谦逊，这样才能继续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 时间走到一九七七年，宋庆龄已经年事很高。 那一年，她提笔写下追忆毛主席的手稿，把几十年的风雨压在笔画之间，让后来的人慢慢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