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女子、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写过一本自传叫《我的一个世纪》，网上流传董竹君在自传中曾这样评价杜月笙：“他虽为黑帮，却有其处事原则，对我始终保持尊重，从未有非分之想，更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护我周全，这份情，我记了一辈子。” 这段话，其实是杜撰，董竹君在自传中并没有直接评价过杜月笙，但在老黑看来，这段评价，虽是虚构，倒也符合真实情况，杜月笙确实不止一次地帮过董竹君，在民国上海滩，江湖大佬能这样毫无非分之想地对待一位青楼出身、很有一些风韵的离异少妇，仅凭这一点，足以说明杜月笙当年是流氓真君子，并非虚言。 杜月笙帮董竹君，最早的一段轶事，很少有人提及。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董竹君因政治关系在上海被捕，出狱后，前夫夏之时对其恨之入骨，于是找到在四川和上海都颇有势力的范绍增，谎称董竹君不地道，是共产党，想让范绍增设法诱其前往杭州游玩，再将她推入西湖淹死。 范绍增虽与夏之时有交情，却不愿贸然行事，先找到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商议，杨虎明确表示反对，此事便暂且搁置。 范绍增仍觉不妥，又专程前往征求杜月笙意见，杜月笙听闻此事，直言男子汉大丈夫不该对一个弱女子下此毒手。 杜月笙的态度让范绍增彻底打消了配合夏之时的念头。 这件事，董竹君当时并不知情。 1935年，与夏之时正式离婚、净身出户的董竹君，借2000元在法租界华格臬路创办锦江小餐，主营川菜。 因口味正宗、经营有章法，再加上平等待客的规矩，小店开业即座无虚席，沪上大亨纷纷慕名前往。 杜月笙到访时，因店内满座按规排队近两小时，心中颇有不悦，当场对招待员说：“生意这样好，人这么拥挤，怎么不扩充？你去告诉老板娘需要房子，我愿意叫房东孙梅堂设法。” 董竹君得知后亲自接待，态度不卑不亢，既谢过其好意，也表明店内规矩不可破，这番态度让见惯了趋炎附势的杜月笙很是刮目相看。 关于这一幕，董竹君在自传中坦言：“锦江是个服务性行业，完全不和他们打交道是不行的。况且我不是帮会道门的人，无任何靠山，自己又是个女子，想创业难上加难。再说杜月笙这种人，虽然他为自己方便起见，愿出力帮忙，说起来到底算是善意，怎么好拒绝？” 细细考量后，董竹君最终接受了杜月笙的帮助，而杜月笙仅提了一个简单要求，往后到锦江吃饭留一个固定座位，不占股份，也绝不插手任何经营。 在杜月笙的出面协调下，锦江扩店事宜十分顺利，董竹君在自传中写道：“因为杜月笙的指示，房主孙梅堂不敢抗拒，只好忍痛让左右几幢房子的房客免付欠租再贴出一大笔搬迁费，腾出空屋租给了我。” 锦江小餐就此扩充并更名为锦江川菜馆，规模较之前翻了数倍。 之后，董竹君为优化店面布局，让后厨与前厅衔接更顺畅，在弄内两栋房屋顶搭建天桥连接前后区域，这一行为在当时属法租界违章建筑，她选择先斩后奏，建好天桥后才告知杜月笙。 杜月笙并未怪罪，随即动用人脉运作此事，法工部局开临时董事会，很快发给锦江临时特许营业执照。 经此一事，上海滩各方势力都知晓董竹君背后有杜月笙撑腰，锦江的经营也少了许多无端的滋扰。 杜月笙十分欣赏董竹君的经营才能，后来曾派亲信万墨林找到她，邀其主持自己计划创办的远东第一流娱乐园的中西餐厅，董竹君感念其此前的相助一口应允，后因七七事变爆发，这个计划最终搁浅，却也让二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又添了一分。 后来，真正让董竹君彻底放下对杜月笙戒心的，是一场手下闹事风波。 有一次，杜月笙门徒在锦江吃饭，公然调戏女服务员，出言辱骂董竹君，董竹君始终坚守店规，当场与其对峙，丝毫不惧。 杜月笙得知此事，怒斥门徒没有规矩，勒令其到锦江向董竹君和被调戏的服务员道歉并赔偿损失。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杜月笙避居香港，留下万墨林、徐采丞等亲信打理沪上事务。 董竹君选择留在上海，当时的锦江已成为中共地下党在法租界的重要联络点，她利用自身社会关系，为地下党提供接头场所、路费与证件，掩护其躲避日伪搜查。 在当时董竹君的爱国举动触怒了日伪势力，日本人多次找到她，邀其在虹口开锦江分店，试图借锦江的招牌笼络沪上商人，均被董竹君以找不到顶尖川菜厨师、怕砸了锦江招牌为由巧妙回绝。 软磨硬泡无果后，76号李世群曾制定针对董竹君的暗杀计划，想以此震慑不愿合作的沪上商人。 杜月笙得知此事，不仅要万墨林派人保护董竹君，更直接向李世群传话，李世群因忌惮杜月笙的江湖势力，最终叫停暗杀。 1940年，董竹君迫于形势流亡菲律宾，临行前将锦江托付给可靠之人打理，并特意致信香港的杜月笙，表达其多年相助的感谢。 杜月笙收到信后，再次嘱咐万墨林照看好锦江，不让日伪与地痞流氓前去滋扰，也正因如此，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锦江始终能在法租界安稳经营，依旧是地下党在上海的一处重要联络点。 1945年抗战胜利，董竹君重返上海，着手整顿并重振锦江，杜月笙也回到沪上，重新布局自己在上海的势力。 二人再次相见，一如最初相交时的分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