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民国著名报人徐铸成曾以亲历者的视角与客观笔触，打破脸谱化的框框，写过一本带有亲身见闻意味的杜月笙传记，在这位老报人的笔下，杜月笙上海滩“闻人”的形象，亦正亦邪、复杂多面，被誉为80年代的“破冰之作”。 对于杜月笙的多面人格，徐铸成用了一个相当经典的比喻“哪吒式三头六臂”：一手持刀（暴力）、一手持算盘（商业）、一手持枪（权力）、一手持赌具（江湖）、一手持勾魂步（权谋）、一手持善缘簿（慈善）。 杜月笙有“哪吒式三头六臂”跟其出身有相当大的关系，他是浦东乡下贫农之子，父母早逝，14岁到上海水果店当学徒，因削梨绝技得“水果月笙”绰号。后来加入青帮，凭“狠、稳、准”的行事风格与灵活头脑，从黄金荣手下的小喽啰迅速上位，终成“上海三大亨”之首。 从很大意义上讲，杜月笙是那个时代从底层逆袭成巅峰的最经典“江湖”范本，三头六臂是他的“闻人”标签，也是他逆袭成峰的密码。 谈及江湖大佬，大家喜欢用“八面玲珑”这个词，其实“三头六臂”比“八面玲珑”更接近杜月笙这类大佬的本质精髓。 谈及杜月笙的多面人格，还有一点是不能不谈的，那就是他的“洗白术”。 对此，徐铸成也作了像素般的描摹—— 杜月笙定有规矩，门徒不得赤膊短衣见客，自己即便在盛夏时节，也始终长衫在身，体态俨然，全然没有坊间印象中流氓大亨的粗鄙模样。 他目不识丁，却始终苦练书法，即便笔下只是简单的字句，也从未间断。 他主动结交章士钊、杨度等文化名流，将这些饱学之士奉为上宾，还投身教育与公益，创办正始中学，向复旦大学捐赠图书馆，始终以“儒商”的面目示人，竭力与传统的帮派分子划清界限。 经此一番经营，杜月笙的社会形象彻底转变，到他六十大寿时，身兼二百三十多个头衔，涵盖政商、慈善、教育等各个领域，非常漂亮地完成了从街头“水果月笙”到各界敬重的“杜先生”的身份蜕变。 作为民国上海滩黑白通吃的顶尖权谋高手，杜月笙的处世哲学一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徐 徐铸成强调，杜月笙的核心竞争力是“会做人”，这比“会做事”更关键。 在各方势力之间，他一直奉行“刀切豆腐面面光”的平衡术，既帮蒋介石镇压革命，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充当打手，又在抗战时积极组织劳军，为八路军采办军需；抗战期间，他既与日伪虚与委蛇，又断然拒绝3000万日元的合作诱惑，一直坚守着民族底线。 在人情交往上，他一直坚持“雪中送炭”，对落魄文人、失意政客慷慨解囊，甚至对立场迥异者也保持体面，对底层小老百姓，也能做到长期施以小恩小惠。 在这方面，徐铸成讲过一件让他始终铭记的小事，1948年，他创办《文汇报》，杜月笙竟派人送来花篮，而且很谦逊地说这是贺礼，此举让报社震惊。在徐铸成看来，他们这帮耍笔杆子的，很多时候是唱反调的，杜月笙能这么做，说明他确实有江湖胸襟。 对于自己的定位，杜月笙也有着难得的清醒，他终身以“一品大百姓”自居，“不做官、不受禄”，拒绝担任公职，一直通过门徒与关系网掌控上海半壁江山，这种“无冕之王”的权力格局往往更让人敬畏。 对于杜月笙的历史功过，徐铸成明确反对“乱泼污水”或“过度美化”，坚持“实事求是，是一说一”的立场，他认为，“即使是反面人物，做过的好事也不必乱猜动机而不予肯定”。 关于杜月笙的罪行，徐铸成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些罪行，如同林冲脸上的金印，是他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 杜月笙是上海鸦片生意的绝对垄断者，他建立的三鑫公司，靠着毒害国人的鸦片贸易积累了巨额的原始财富；他在上海滩开设大量赌场、妓院，一手掌控了上海的娱乐业，助长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他更是直接指使门徒充当打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成为反动统治的帮凶；他还与特务机关相互勾结，打压异见声音，用暴力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地位。 这些黑暗的过往，是历史的真实，杜月笙式的“仗义”，正面是仁义礼智信，背面却是冷酷与狠辣。 整体而言，在徐铸成眼中，杜月笙应归为“历史上的游侠豪士”，认为他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旧上海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孕育了这样的“传奇人物”。 他的成功源于精准把握了人性弱点与社会规则：既懂江湖义气，又谙官场规则；既善暴力威慑，又通利益交换；既会舆论造势，又懂低调隐忍。这种“全能型”特质，使他超越黄金荣、张啸林，成为上海滩影响力最大的“闻人”。 但是，像他这样的旧世界“闻人”，在时代的变迁中最终一定会走向衰落，1951年，杜月笙在凄凉晚景中病死在香港，结束了“半世枭雄半世谜”的一生。 徐铸成最后说：“从‘三座大山’被推倒，社会制度彻底改变以后，再要出现这么一个传奇人物，肯定是不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