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杭州城里，发生了一桩因同性虐恋而引发的血案。 此案因涉及民国社会讳莫如深的同性情感、鲁迅等文坛名人的介入，以及司法审判的数次反转，遂成为民国最具代表性的情杀奇案之一。 卷入这起情杀奇案的是杭州艺专的两名女学生，一个叫陶思瑾，一个叫刘梦莹。 陶思瑾是已故知名画家陶元庆的妹妹，兄长的离世，让性格敏感内向的她陷在情感的空虚中，难以自拔。 刘梦莹是湖南陆军医院院长刘润世之女，父亲遭人谋害的遭遇，让她与陶思瑾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近感。 刘梦莹性格外向刚烈，骨子里带着极强的占有欲，这与陶思瑾形成了性格上的互补。 在艺专，她们是连床舍友，成为同性恋人后，她们偷偷缔结盟约，约定“为永久保持爱情，绝不与男子结婚”。 两人的同性畸恋出现裂痕，是因为一个名叫刘文如的第三者。 刘文如是陶思瑾在绍兴老家结识的女性友人，两人一直保持着通信，刘梦莹发现后，非常嫉妒。 1931年冬，学校放假，陶思瑾返回绍兴，刘梦莹则前往上海探望姐姐刘庆荇，未曾想“一·二八”淞沪抗战突然爆发，战火纷飞中，刘梦莹于1932年2月3日仓皇逃回杭州，因学校暂未开学，便投宿在鲁迅弟子、作家许钦文位于保俶山石塔头的私人小屋中。 2月6日，陶思瑾也从绍兴来到杭州，本计划小住后便返回老家，却被刘梦莹执意挽留，不曾想，这三日的相处，竟成了压垮这段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刘梦莹在整理陶思瑾行李时，又发现了她与刘文如的往来信件，字里行间的亲密，让她认定陶思瑾“变了心”，两人争吵不断，刘梦莹在日记中写道“思瑾变心了，她不再属于我一人，我宁愿与她同归于尽，也不让别人夺走她”，而陶思瑾则在私下里抱怨，刘梦莹的爱太过沉重，像一副枷锁，让她喘不过气，只想逃离。 1932年2月11日中午，这场积攒了许久的矛盾彻底爆发。 当时许钦文外出，女佣陈竹姑外出买雪花膏去了，屋里只有陶思瑾与刘梦莹二人。 刘梦莹洗完澡后，再次向陶思瑾盘问其与刘文如的关系，直言“再不回头，将来定要发生悲剧”，激烈的争吵中，情绪失控的陶思瑾转身跑到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刘梦莹也不甘示弱，顺手操起门口的柱门木棍抵抗。 两人从屋内打到院子里，混乱中，刘梦莹被陶思瑾砍中数刀，试图开门逃生时，又被陶思瑾从背后砍倒，喉部被连砍16刀，气管断裂，最终身中49刀当场惨死。 而陶思瑾在行凶后，竟挥刀自残，将自己砍成重伤昏迷，试图伪造“刘梦莹先动手行凶，自己自卫反击”的假象。 不久后，女佣陈竹姑外出买雪花膏归来，发现屋门反锁，呼喊无人应答，急忙找来许钦文，许钦文从后门进入后，被院内的惨状惊得目瞪口呆，随即报警，并将昏迷的陶思瑾送往医院抢救。 这起血案一经曝光，立刻轰动杭城，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报道，《申报》曾评价“两月迄今，杭城各报每长篇登载，芳影惨骸，则时一披露”。 案件的司法审判，更是几经跌宕，充满了争议。 杭县地方法院在一审中，认定陶思瑾的行为属于“情杀”，并非预谋杀人，且考虑到其为女性，行凶时因情感冲动失去理智，最终判处陶思瑾无期徒刑，而房主许钦文则因“监管不力”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但这一判决遭到了检察官韦希芬的强烈反对，他认为陶思瑾行凶手段极其残忍，身中49刀足以证明其主观恶意，而且49刀大部分是刘梦莹倒地后被陶思瑾补砍的，这绝非“自卫”，绝无可悯恕之余地，遂提起上诉。 1932年7月，二审判决下达，陶思瑾被改判死刑，许钦文的刑期则维持不变。 陶思瑾的辩护团队并未放弃，他们向法院提出了精神鉴定申请，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也证实，陶思瑾入狱后精神状态极不稳定，时常哭笑无常、浑身发抖，反复声称自己冤枉，加之1932年3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大赦令恰好覆盖此案案发时段，可依法减刑三分之一，案件被送至最高法院发回重审。 1933年8月，三审判决最终敲定，陶思瑾被改回无期徒刑，而许钦文则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 当时，这起案件之所以轰动，还因为它牵扯出了一段鲁迅弟子许钦文的牢狱之灾。 作为案发现场的房主，许钦文从一开始就被卷入案件的漩涡，先是因房主身份被警方怀疑为同谋，第一次入狱，鲁迅得知后，立刻致信蔡元培请其出面担保，直言“钦文绝不会做出此事”，许钦文才因证据不足获释。 未曾想风波未平，刘梦莹的姐姐刘庆荇又以“妨害家庭”为由将许钦文告上法庭，还查出刘梦莹的日记中有参与“救国会演讲”的记录，许钦文又被指控“窝藏共产党员”，再次入狱并被判处5年徒刑。 为了营救弟子，鲁迅多次致信蔡元培、陈仪等社会名流，还在《申报》副刊发表短评，暗指地方司法“以风声为案卷”，在鲁迅的多方奔走下，许钦文最终于1934年交保出狱，1935年被改判徒刑2年，缓刑3年，这场无妄之灾才终于落幕。 而这起血案的凶手陶思瑾，最终的结局也带着一丝悲凉。 她在监狱中度过了数年时光，杭州沦陷后，借着时局的混乱获释，此后辗转至上海，与一名男子低调结婚，直至上世纪80年代悄然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