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瞧瞧宋庆龄、邓颖超等人的真实模样，这些可都不是演员所扮演出来的形象。 往前倒

来瞧瞧宋庆龄、邓颖超等人的真实模样，这些可都不是演员所扮演出来的形象。 往前倒半个多世纪，一九二四年冬天，孙中山北上，在天津停留，街上挤满了想亲眼看一眼的市民。年轻的邓颖超站在队伍里，被人群推搡着往前挤，只远远望见宋庆龄陪在孙中山身边，身形挺直，不说话的时候也透着主意在心里的那种劲儿。这一眼，后来在她心里留了五十多年，提起时还能说出“年轻、美貌、端庄”几个字。 没过多久，局势翻了个面。孙中山因肝病去世，国民党里那些本来就看不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右派，立刻活泛起来，搞“西山会议”，拉小圈子，对外打的旗号是整顿党务，实际上一件件干的都是拆台的事。廖仲恺遇刺，李大钊被点名开除党籍，连“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这种话都摆上了台面。路要是让这群人带偏了，国共合作也就只剩纸面一句话。 一九二六年一月，她从上海赶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会上站在主席台上说话，声音不高，却句句落在点上：孙中山的路要走下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能丢。她把话挑明，如果国共各行其是，那些看上去“乐观、有希望”的前途，多半是镜中花。面对台下那些还在观望的人，她只提一个要求：不要被几个人私心挑拨，别为了意气之争把大局搞散。 这一次大会上，邓颖超已经不是远远看着的那个人了。她以中共妇女运动代表身份参会，同宋庆龄、何香凝一道起草《妇女运动决议案》，把“妇女要不要管家国”的问题摆上了桌面。决议通过后，中央和地方纷纷设立妇女部，城里乡下成千上万的妇女走上街头、走进工厂、走到宣传队里，既当后勤，又做动员，把原本被关在家里的那一半人调动起来。宋庆龄后来回顾这段岁月，感慨中国妇女一上来就没走空喊“女权”的路，而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绑在了整个民主运动的车上。 局势高潮维持不了多久。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汪精卫搞“七一五”，血腥清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统一战线被撕成碎片。宋庆龄被迫远走，流亡海外一段时间，回国后宁可远离南京国民政府，也不愿为独裁统治站台。邓颖超则藏进阴影里，做了四年地下工作，城市里的暗号、接头、被捕的风险，是那几年天天都要面对的事。后来她去了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局面下跟着队伍踏上长征，用脚一步一步丈量那两万五千里的艰难。 等到全面抗战打响，两个人又在另一种形势下打起配合。一九三七年冬天，邓颖超从延安来到武汉，专门做妇女统战工作。一九三八年夏天，她被派到香港和广州，会见宋庆龄、何香凝，把延安那边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问候一条条说清楚，也听宋庆龄介绍自己参与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保盟”的打算。两人一起坐船去广州，看战况，慰问抗战军民，九月成立的广州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会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会长，邓颖超在大会上坦率表达敬意，这种公开场合的站队，其实等于把态度摆给各方看。 抗战几年里，有时候能见一面，有时候只能隔空帮衬。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受袭，这件事在国内外都炸开了。宋庆龄当场同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名写宣言交到蒋介石手里，标题是“要求撤销剿共部署，坚持实行联共抗日”，里头讲得很明白，团结与分裂对国家民族意味着什么，把背信弃义几个字也写得毫不客气。几天后她再通电，点破以武力压共产党只会逼出内战的危险。她主持的通讯先后刊登了大量文章，向外界讲清事实，竖起反对内战、反对倒退的旗子，这对当时周恩来、邓颖超在重庆同顽固派角力，是不小的支援。 同年冬天，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笼罩在战火里。宋庆龄从香港撤往重庆。蒋介石表面上安排她住进姐姐宋霭龄家，关怀备至，屋外却布满特务，行动和会客都被盯着。邓颖超上门探望的时候，她只能用眼神示意外面有人，两个人不得不压低嗓门聊天。后来在宋子文帮忙下，她搬进被敌机轰炸过的黄山残垣中的一栋楼，名叫“松籁阁”，实际上只拿到一层活动空间，门口照样有人守着。一九四三年，《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纪念会上，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看文艺演出，看完了兴致很高，当场写下“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这八个字写给别人，也是写给自己。 解放战争进到尾声，中共中央开始谋划在华北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一月，给华东局的电报里附着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给宋庆龄的一封信，诚邀她北上参加商讨建国大事。宋庆龄看过后，考虑身体状况，回信说不便马上长途跋涉，等上海解放后在本地见面更妥当。 同年八月，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陪伴下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到车站迎接，当晚设宴长谈。九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两人并排坐在代表席里，会议选举宋庆龄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后，她还长期兼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主席，事务繁忙，却始终对妇女、儿童工作格外上心。邓颖超这边则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具体推政策、抓落实，两个人在妇女解放与儿童福利这块，一前一后把路铺得相当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