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9岁的杨蕴如嫁到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孙家，谁知，回门以后她死活不肯再回去：“白天斯斯文文的孙少爷，晩上怎么就变了样”？ 天津有个大公主，叫杨蕴如。 父亲是天津银行行长，母亲出身名门。母亲怀过八胎，前面要么流产要么夭折，最后只活下两个孩子，她是老大，全家像供菩萨一样供着。 从小闯祸，父母舍不得骂，长辈帮着打圆场，下人收拾烂摊子。哄两句，事就过去。时间长了，脾气被惯得够呛，谁都让着，家里人叫她“大公主”，规矩没学几条，情绪倒是用得很顺。 那会儿有钱人家的姑娘都往学校送，她也坐着黄包车去上学。路上嫌颠，教室里嫌闷，书一翻就犯困。她赖在家里翻言情小说，把纸上的风花雪月当“人生教程”。 十七岁那年，父亲病重，心里明白这姑娘再这么养下去迟早要栽跟头，就在遗嘱里勒了条硬杠：不好好读书，就不许出门，不许嫁人，关在家里穿布衣。一个惯着女儿多年的父亲能写出这种话，是被现实吓透了。 父亲走后，家里说话算数的变成母亲。母亲心软，看着女儿掉眼泪，觉得遗嘱太重，慢慢就当没这回事。那个想拧方向盘的人不在了，大公主照旧想干嘛干嘛，书不读，脾气大。 一九二六年，她十九岁，家里给她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孙家的少爷。成亲那天，贺礼抬进抬出就有两百多担，孙家那条街被围得水泄不通，新娘一身婚纱，风光。 热闹散了，生活从洞房那间屋子开始。杨蕴如没人认真跟她讲过身体、婚姻这些事，只在小说里看过干干净净的爱情。新婚之夜，面对丈夫再正常不过的举动，她吓得浑身发抖，脑子里全是“肮脏”“野蛮”这类字眼，一个斯斯文文的孙少爷在她眼里成了怪物。 熬到回门那天，她扑在母亲怀里，哭着喊丈夫是禽兽，说什么也不肯再回孙家。后来孙家遇到经济风波，孙少爷到岳母家来借住，她当他是瘟神，不同屋，不同桌。危机过去，亲戚轮番劝，她勉强回到孙家，夫妻之间那道坎一点没填平，只要丈夫靠近，她就闹，闹到两家都受不了，只好登报离婚，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就此告吹。 婚离了，她心里还是憋着劲。妹妹考进燕京大学，成了人人夸的高材生，她不服，觉得自己凭什么矮一头。家里当银行行长的叔叔出面打招呼，给她弄到一个燕京大学的旁听名额。 她去宿舍看了一圈，嫌床硬屋挤，说住不了，非要住到叔叔家。寄人篱下谁都别扭，再加上她那点脾气，很快又搬出去，在学校外面租了房子。房子离校园不近，她嫌坐黄包车灰大颠簸，索性租了汽车进出，教室里的课本还是进不去眼。 在燕京的日子，对她来说更像换了个地方遛弯。她经常在校园里溜达，走着走着，碰上了一位姓赵的学生。两个人很快成了情侣，干脆在她租的房子里同住。在那样的年代，姑娘跟人这样住在一起，就是一场不小的事，娘家只得赶紧给他们办婚礼，把这段感情包进婚姻的壳里。 娘家怕她在婆家受委屈，又给她陪嫁了一男一女两个仆人。 原本想着“有人照应”，落到日常却变了味。两个仆人常在她耳边嘀咕，说赵家的小伙子不过冲着钱来，人长得也不出挑，心思不见得正。这样的闲话，哪门婚事里没有几句，差别在当事人有没有自己的主心骨。 杨蕴如偏偏缺的就是这点。她不爱读书，从小听惯了别人哄她、顺着她的话，分不清哪句该听，哪句该当耳边风。仆人说一回，她心里添一层疙瘩，说得多了，她干脆认定丈夫靠不住，越看越不顺眼，最后把他告上法庭，起诉离婚，本该关上门处理的事扔到众目睽睽之下。 按道理，以她家的条件，就算两次婚姻都散了，衣食无忧还是不成问题。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跟钱只占一部分关系，剩下的看心性，看挨打时能不能站起来。她从小没遇过什么风浪，也没人教她怎么面对失败。两场婚姻像两记闷棍，把她砸得找不着方向，日子一天天塌下去，到了四十二岁，人彻底精神失常。 一个神志不清的中年女人，家里有佣人，照顾也谈不上温柔。打骂、嫌弃，很难躲开。母亲再爱她，也不可能一辈子守在床边，更挡不住自己年老离世。那些年少时“想干嘛干嘛”的潇洒，到这一步就只剩下苦味。 回头看她这一生，出身好，条件好，却没有学识，没有判断力，也没有面对挫折的筋骨。 父亲临终那纸遗嘱，说的就是不想让女儿被“快乐长大”的幻觉拖走，只可惜停在纸上。真正能护住一个人，不是“有钱就行”“开心就够”，而是懂点道理，能看清人心，遇见风浪不至于一跪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