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周总理在上海不幸被国民党抓获，就在这时，审讯室的门打开了，走进来的人竟是他昔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鲍靖中。 审讯室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照着潮湿的墙壁。鲍靖中关上门，靴子踩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回响。他站在周恩来面前，军服笔挺，手却一直按在腰间的枪套上，没松开。 “老师。”他又叫了一声，声音干涩。 周恩来静静地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鲍靖中忽然有些慌。他准备好的那些话——劝降的、威胁的、讲利害关系的——一下子堵在喉咙里。他瞥见老师手腕上被粗糙麻绳勒出的红痕，又迅速移开目光。窗外传来卖夜宵的梆子声，远远的，一下，又一下。 “上面给了死命令。”鲍靖中终于开口，话像是挤出来的，“明天天亮前，必须拿到您的亲笔悔过声明，登报。否则……”他没说完，从怀里摸出一张叠好的纸，放在桌上，又放下一支钢笔。 周恩来看都没看那纸笔。“否则怎样？枪决？”他居然笑了笑，“靖中，你来执行吗？” 鲍靖中的脸瞬间白了。他猛地想起黄埔的靶场，想起老师手把手纠正他射击姿势，手心贴着他手背的温度。那时老师说：“枪口要对准敌人，永远别忘了。” “我……”鲍靖中嘴唇哆嗦了一下。他忽然绕过桌子，走到周恩来身后。他的手碰到了那粗糙的绳结，动作极快。周恩来感到手腕一松，绳索悄然落地。 “东南角，围墙有一处排水沟，外面的铁栅栏锈断了，昨晚刚坏的，还没报修。”鲍靖中的声音压得极低，语速飞快，“墙外是条臭水河，沿河往东走三百步，有片芦苇荡，藏着条小船。”他说完，退后两步，深吸一口气，脸上恢复了冷硬的表情。 他拿起桌上那张空白的悔过书，三两下撕得粉碎，扔进角落的痰盂。然后，他掏出怀表看了看，提高音量，像是说给门外听：“周先生，你好好考虑一晚上！明天早上，我再来！” 他转身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上，停顿了一秒。没有回头，只是肩膀微微塌了一下，然后拉开门，大步走了出去，重重带上了门。 脚步声远去。周恩来活动了一下重获自由的手腕，弯腰捡起那段丢在地上的绳子，仔细盘好，放在椅子上。他吹熄了那盏唯一的灯，审讯室陷入黑暗。只有门缝底下，透着一线走廊的光。 他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悄无声息地，走向房间的东南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