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深秋的冀中平原，一名腹部中弹的女八路军团长，在日军的狞笑与“活捉花姑娘”的叫嚣里，用仅剩三发子弹的手枪和一身傲骨，在焦黑的高粱地间，写下了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白大姐靠着一簇没倒的高粱秆，觉得肚子那块又热又麻。血把灰色的军装浸得发黑，一滴一滴，渗进身下的焦土里。风刮过高粱叶子，沙沙的响，像老家灶膛里柴火噼啪的声音。 她记得清早出门时，儿子往她手里塞了个小香囊，说：“娘，槐花晒干了，你闻着，就不想家了。”那香囊现在正贴着她心口放着，淡淡的槐花香混着血腥气，一阵一阵往鼻子里钻。 鬼子们的皮靴声越来越近，踩得断秆咔嚓咔嚓响。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枪，弹匣里还有三颗子弹，黄澄澄的，摸着有点凉。她突然想起头年冬天，也是在这片平原上，她和妇女团的姐妹给前线送粮。雪下得真大啊，她们深一脚浅一脚，把干粮揣在怀里捂着，怕冻硬了战士们咬不动。有个小战士接过饼子时，手都是抖的，咧着嘴冲她笑，一口白牙。 “花姑娘！出来！”生硬的中国话刺进耳朵。白大姐抬起头，看见几个土黄色的身影在秸秆间晃动。太阳斜斜地照下来，晃得她有点睁不开眼。 她没应声，只是慢慢把枪举起来。第一枪响了，一个影子应声倒下。鬼子们哗啦一下全趴下了，嘴里叽里呱啦乱叫。过了一会儿，有个戴军帽的探出半个头，又开始喊话，说什么“皇军优待”。 白大姐听着，嘴角竟扯出一点笑。她想起自家被烧掉的房子，想起邻居家孩子小小的身子挂在刺刀上。她吸了口气，那点槐花香好像又浓了些。第二枪准准地打穿了那喊话人的胳膊。 尖叫声里，杂乱的脚步朝她冲来。白大姐垂下眼，看了看自己腹部的伤口，血已经不怎么流了，大概是要流干了。她最后摸了摸胸口的香囊，布料已经被血浸得发硬。 然后她调转枪口，抵住了自己的胸膛。枪声炸响的瞬间，她好像听见很远的地方，有熟悉的号子声传来，那是回民支队的弟兄们在唱。风把高粱吹得伏下去又直起来，像一片望不到边的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