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李鹏及夫人朱琳与邓颖超的珍贵合影 西花厅那天的花多得有点离谱，白的黄的挤成一团。 灵堂里人来人往，脚步放得轻，话也不敢说重。 花篮缎带上有一行字最扎眼：痛悼敬爱的邓妈妈，落款是李鹏、朱琳，倒像一句家里话。 把这声“邓妈妈”往回拨，路会拐到一九三九年。 那年六月，周恩来收到地下党转来的赵君陶来信，信里说得实在：孩子十二岁了，李硕勋唯一交代就是把孩子拉扯大，培养成革命接班人。 周恩来没拖泥带水，让警卫员刘久洲陪邓颖超从重庆赶去成都，把当时小名“兰兰”的孩子接过来。 兰兰两个字，后来才对上缘由，是跟三姨赵世兰沾了边。 路上不顺当。重庆到成都山路十八弯，车跑到半道得歇一夜，第二天才摸到沱江边。江上没桥，只能靠轮渡，轮渡还握在国民党地方军阀手里。 车正往船上开，轮渡却突然离岸，载着邓颖超的车差点栽进江里。 离码头两三米远，刘久洲退两步猛冲，一个纵身跳上轮渡，拔枪装上顶门火，冲进驾驶舱，枪口一顶，大声问：凭什么不带过河。 船上人立刻软了，连声说信号弄错，是误会，轮渡慢慢靠回岸边，车才上船过江。 嘴上讲合作，底下的阴影没散。罗世文、车耀先因特务康泽捣出的成都“抢米”事件被捕，周恩来、毛主席等一再要求放人，蒋介石照样下令秘密处死。 赵君陶担心牵连，不与邓颖超和刘久洲见面，两人只得回重庆。 孩子到了重庆，先安置在曾家岩周公馆。周公馆长期被特务盯着围着，心里不踏实，转手送到北碚吴玉章那里。吴玉章是辛亥元老，又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他处更稳当些。 刘久洲这人，底子苦。赣南于都人，原名刘长久，家里穷得叮当响，父母早亡，十岁出头给地主当小伙计放牛。地主心黑，傍晚要摸牛肚子，觉得没吃饱就把留给孩子的稀饭倒进牛槽，让牛吃，孩子只能饿着，还得挨骂挨打。 刘久洲自己说过，十二三岁的娃，除了听摆布没啥招。 放牛时常听人讲井冈山上有红军，领导人叫“朱毛”，跟着去就有饭吃。那点念想越憋越亮。 一九三三年扩红宣传队到于都，他十五岁，扔下地主的牛就走。进队伍才知道，“朱毛”不是一个人，是朱德和毛泽东两位。 参军不到一年，队伍离开苏区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苦是苦，枪法也在苦里磨出来：百米左右“甩枪”百发百中，不用瞄准，瞟到目标一甩手就中，队里叫他“神枪小鬼”。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他被选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 周恩来辗转西安、南京、武汉、重庆，他总在身侧。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劳山遇险，他为护人中弹，腰部被机枪击中，昏迷十几个小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武汉遭轰炸，他把周恩来扑倒护着滚下江堤，炸弹把刚才站的地方炸出大坑。 孩子的学也不是随便找。周恩来、邓颖超、赵君陶商量定在合川县草街镇育才学校，陶行知办的。周恩来私下称陶行知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一九二九年六月在淮安办新安小学，早年与周恩来在上海地下斗争时期有交往。孙铭勋曾被周恩来调去上海办大同幼稚园，也与新安小学那条线牵着，后来在育才学校任社会科学组主任。 后来去延安，也是周恩来盘算过的。 边区学校办得像样，秩序稳，安全比重庆更有底。孩子学习训练认真刻苦，成绩优良，很快入党参军。 可参军不是一句口号，是重量。普通战士随身一支步枪，四枚手榴弹，粮袋五到十斤，被包约六斤。小小年纪扛这些，谁都吃不消。邓颖超把宋庆龄几年前送的两斤丝棉给了孩子，让被包轻几斤，这种细处的照看，比说教更管用。 孩子想在部队里磨炼，周恩来想得更冷一点。 真枪实弹子弹不认人，万一有闪失，对不起为革命牺牲的李硕勋。周恩来让邓颖超做通孩子和赵君陶的工作，安排去苏联学习水电。 一九四八年动身，一九五五年回国，七年光阴把路换了个走法。 多年后《李鹏回忆录》出版，二〇一四年七月引起热议，他明确否认自己是周恩来养子，把关系说成老同志与烈士后代，分寸摆在台面上。 周秉德二〇〇三年提过，周恩来邓颖超真正认下的干女儿只有三个：谌曼里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窑洞坍塌遇难；叶扬眉十二岁，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下午在山西兴县黑茶山空难身亡；孙维世一九三八年被收为干女儿，一九三九年随周恩来出国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任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一九六八年遭迫害致死。 邓颖超叹过一句，做了他们女儿的人，死得都很惨。名分这东西，有时像刀口。 再回到西花厅那条缎带，字落得稳，像把旧日的恩义摁住不让它飘走。七月十七日送灵到八宝山，李鹏跟到告别室最后躬别，动作不花哨，却很沉。 人情到那一步，嘴再硬也硬不起来，只能把脚步放慢些，站近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