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黄茂才出生在1925年的四川合川一个佃农家庭，那里土地贫瘠，农民靠租种地主田地勉强维持生计。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学会基本识字，在村里算得上少有的文化人。1945年，20岁的他面临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压力，为了避开征兵，他藏身到附近一户地主家。地主看中他的书写能力，推荐他进入国民党军统系统担任文书职位。他接受这份工作，主要为了混口饭吃，没多考虑其中风险。很快，他被分配到重庆渣滓洞监狱负责监舍管理。监狱关押着众多共产党成员，上级强调这些人是国家敌人，需要严格看管。他日常任务包括登记犯人信息、分发食物和监视活动。1948年4月，他正式到岗，两个月后，江竹筠被关押进来。他在登记名册时，发现江竹筠来自自贡大山铺，两人是老乡，便主动攀谈。起初，江竹筠保持警惕，但通过多次接触，黄茂才逐渐获得信任。 江竹筠在狱中坚持不透露组织信息，遭受多次审讯。她与其他狱友保持联系，需要外部传递消息。黄茂才被说服后，开始协助狱内外联络。他第一次传递信件时，将纸条藏在鞋底，走出监狱后步行20里路送到指定联系人，并用“药方拿到了”作为暗号确认。这种传递重复进行，他利用看守身份避开检查，帮助江竹筠等人维持与外界的沟通。1949年10月，黄茂才因母亲重病请假回家，江竹筠趁机将一封写给儿子彭云的托孤信交给黄茂才，让他带出监狱。这封信用油纸包裹，内容涉及对孩子的嘱托。黄茂才离开后，10天内江竹筠于11月14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年仅29岁。重庆解放后，黄茂才返回家乡，在乡下小学担任教师，教授孩子们识字和算术。他将那些狱中经历藏在心底，继续普通生活。 重庆从战乱中恢复，民众对国民党特务的罪行保持高度警惕，许多人参与揭发旧政权余孽。1951年2月，黄茂才在小学上课时，突然被公安人员逮捕。罪名是渣滓洞监狱特务，参与刑讯和导致江竹筠牺牲的主要帮凶。审讯过程中，他反复否认参与迫害，强调自己曾为江竹筠传递情报，但缺乏证人支持。他的过去职务成为主要证据，公审大会上，判决死刑立即执行。3月4日，在重庆白公馆刑场，他被押解上台。就在行刑准备时，他大声喊出冤枉，宣称自己不是国民党特务，是无辜的，曾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这声喊叫引起现场注意，执行暂停，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他被关押进监狱，继续坚持自己的说法。 黄茂才入狱后，关押多年，始终拒绝承认罪名。重庆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在整理档案时，发现江竹筠狱中密信副本，注明由黄茂才送出。馆长查看后，决定追查黄茂才下落，派人走访四川多个村庄，最终在偏远乡村找到他。幸存狱友曾紫霞得知消息，回忆起渣滓洞时期黄茂才的协助行为。她确认黄茂才多次传递信息给江竹筠和其他囚犯。十几位幸存战友联名起草信件，详细列出他帮助的实例，包括送信和提供小物件支持。这些证词递交相关部门，推动案件重审。 1982年，法院重新审理黄茂才案，法官审阅证词和档案，判定他无罪，撤销原判。那年他57岁，已背负罪名30年。出狱后，他返回家乡，租下小块田地，从事耕作和养鸡，过上简单乡村生活。1983年，他前往重庆烈士陵园，江竹筠纪念碑前，他取出那封泛黄的托孤信，放置在碑基上。这封信终于以另一种方式“送到”目的地。他继续乡下日子，不再对外提及过去经历。 黄茂才的经历反映出那个时代审查的复杂性，许多人因旧身份遭受误判。他从国民党看守转为协助者，体现了个人在高压环境下的转变选择。渣滓洞监狱作为国民党关押共产党人的场所，记录了众多类似故事。江竹筠的坚定立场影响了黄茂才，让他冒险传递信息。这种协助虽小，却维持了狱中组织的联系。历史档案显示，黄茂才的喊叫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引发后续调查的起点。平反后，他被认定为革命功臣，获得相应待遇。 国民党军统系统在重庆运作多年，渣滓洞监狱关押上百名共产党成员。黄茂才的职务让他接触到狱中实况，包括犯人间的互助行为。他协助传递的信件多为组织指示和个人嘱托，确保信息流通。1949年重庆解放前，国民党实施大屠杀，黄茂才因请假避开参与。他的逮捕源于群众举报，强调了新政权肃清旧势力的决心。审讯档案显示，他提供的细节与狱友证词吻合，推动真相浮现。 江竹筠入狱后，利用老乡关系拉拢黄茂才，这在地下工作策略中常见。她与其他狱友如曾紫霞合作，逐步说服看守。黄茂才的帮助包括带进食物和药品小件，缓解狱中艰苦条件。他的行为风险极大，一旦暴露将面临处决。历史研究显示，这种策反在渣滓洞发生过多次，帮助了多名囚犯。黄茂才的平反案成为典型事例，体现了司法纠错机制的逐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