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三轮车夫载完乘客后回家休息，却碰上了公安搜找特务，他一愣，随即想到了什么，兴奋地说：“走，我带你们抓特务去！” 沈炳忠出生于通县一个贫困家庭，从小就得为生计奔波。12岁时他在街头卖烟，遇到国民党军统人员拿烟不给钱，他上前讨要反被抓捕。那些人把他关进北平军统站，用各种手段折磨他，身上留下多处伤痕。家人凑齐6块大洋才把他赎出。这件事让他对国民党特务产生深刻印象。几年后，1948年3月，他父亲因为抱怨烟价高，也被军统人员抓走。在牢里父亲遭受严刑，身体严重损伤。家人又花10块大洋并承诺免费供烟，才把人弄出来。父亲回家后身体每况愈下，不到一年就去世。这些经历让沈炳忠一家饱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 北京解放后，政府推行扫盲运动，沈炳忠参加夜校学习识字。他的弟弟妹妹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新社会带来的变化与他过去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他看到人们生活逐步改善，对政府政策充满认可。他主动联系北京市公安局外五区分局，成为治安志愿者，帮助民警捉拿隐藏坏分子。他的动机源于对父亲惨死的记忆，他想通过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安定。在日常拉车工作中，他保持警惕，注意观察可疑人员。这种积极性让他在社区中发挥作用。 1951年3月20日深夜，沈炳忠在天桥西市场拉最后一单。一个中年男子坐车要去外七区政府。到达后男子又要返回天桥，随后改去前门火车站。到站后男子询问去天津火车，并提出给10块大洋让他拉车转悠。沈炳忠拒绝后回家。回家途中他回想男子行为异常，出手大方，说话前后不一。这些细节让他警觉起来。刚躺下休息，公安刑警上门，说要抓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戚巨川，据情报此人昨晚坐过他的车。沈炳忠联想到那乘客，立即表示带路。 刑警劝沈炳忠休息，他坚持同行。先去前门火车站搜寻未果。沈炳忠回忆细节，建议去外七区政府附近。分两路行动，他带刑警赶去。在那里发现戚巨川，刑警上前制服。确认身份后，沈炳忠通知另一组刑警，一起押回分局。整个过程显示出沈炳忠的观察力和决心。他虽疲惫但继续拉车工作。这种精神源于他过去的遭遇和对新社会的支持。 抓捕戚巨川后，警方根据其交代摧毁一个潜伏特务组织，又抓获5名同伙。缴获物品包括1部电台、1本密码本、1把西班牙仿制勃朗宁M1906手枪、13发子弹、950万元现金及大量反动传单。这些物品证明了特务组织的活动意图。戚巨川属于国民党保密局绥靖纵队第一大队，此前从宁河潜入北京，多次逃脱追捕。他的落网标志着北京公安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成果。 审判结果显示，包括戚巨川在内的3名主犯被判死刑，另外两人分别判15年和13年徒刑。这种判决体现了当时法律对潜伏特务的处理。沈炳忠的协助得到公安认可，刑警称赞他眼力好、记忆准、有耐力。他的行为反映出普通民众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在那个时代，许多像沈炳忠这样的人通过志愿工作参与治安。 沈炳忠的经历源于国民党时期的社会矛盾。那时军统特务横行，任意抓人索财，普通百姓深受其害。解放后，政府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旨在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北京作为首都，潜伏特务活动频繁，公安部门加强情报工作。沈炳忠的敏感性正是基于个人遭遇，他对特务的辨识能力帮助了抓捕行动。这种民间力量与官方合作的模式在当时常见。 戚巨川等人的活动属于国民党保密局的残余行动。保密局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后转为国民党情报机构，负责监视和镇压异见。1949年后，许多成员潜伏大陆，企图破坏新政权。戚巨川的组织携带电台和武器，计划联络外部势力。他们的落网防止了潜在破坏。公安通过审讯获取情报，扩大打击范围。 沈炳忠继续拉三轮车，同时保持志愿工作。他的生活代表了底层劳动者的转变。从受迫害到主动参与治安，他体现了时代变迁。政府政策如扫盲和教育普及，让他一家受益。弟弟妹妹上学，家庭条件改善。这种变化激励他回报社会。在北京的胡同和市场，许多车夫像他一样，融入新生活。 镇压反革命运动在1951年达到高潮，北京公安逮捕多名特务。戚巨川案是其中一例，展示了情报工作的成效。沈炳忠的角色突出民众觉悟。历史资料显示，当时许多普通人提供线索，协助破案。这种群众基础是运动成功的关键。国民党特务的失败源于脱离群众，他们的潜伏难以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