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四野资深旅长王化一，得知授少校军衔，转身对组织干事，苦笑道：“太丢脸了，请允许我转业。" 1956年的大连农机站，刚转业的王化一正跟着老工人学修农具。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手上磨起了新茧，干活时从不偷懒，脏活累活都抢着干。 有同事听说他是退伍军人，好奇地问他在部队当什么官。 他只是笑了笑：“就是个普通兵，没啥好说的。” 没人知道，这个说自己是“普通兵”的男人，曾在冀东抗日战场让日军闻风丧胆。 1938年冀东大暴动，王化一带着队伍在敌人的封锁线里穿梭。 一次突袭日军据点的行动中，他带着三名战士，借着夜色掩护摸进营地。 日军大佐南木铁雄的指挥所灯火通明，他抬手示意战友掩护，自己握着短枪冲了进去。 枪声响起，混乱中他被子弹擦中胳膊，鲜血瞬间涌了出来。 他顾不上包扎，死死按住南木铁雄，直到战友赶来支援。 战斗结束后，战友们都夸他立了大功，他却盯着牺牲的战友遗体，红着眼眶说：“功劳是大家的，可惜有些兄弟没能看到胜利。” 那次战功，他从没主动跟人提起，部队给他记功时，他还特意找领导说，多给牺牲的战友家属些抚恤。 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挺进东北剿匪。 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度，他带着战士们在雪地里追剿土匪，饿了就啃冻硬的干粮，渴了就抓把雪塞进嘴里。 有次为了包围一股土匪，他们在雪地里潜伏了整整一夜，不少战士的脚都冻肿了。 发起冲锋时，他依旧第一个冲出土匪的包围圈。 剿匪结束后，部队评功，他又把三等功让给了一个年轻战士。 他说：“年轻人比我更需要鼓励，我这把老骨头，能活着就好。” 1955年授衔的消息传到部队，老战友们都觉得王化一至少能评上个中校。 可当授衔通知书下来，上面写着的“少校”二字，让不少人为他打抱不平。 有人拉着他去组织反映情况，说以他的资历和战功，不该是这个级别。 他却按住战友的手，摇了摇头。 “比起那些牺牲的兄弟，我能活着看到新中国成立，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 他指着窗外新建的厂房和穿梭的人群，轻声说：“现在国家要搞建设，需要的是踏实干活的人，不是争名夺利的人。” 没人知道，那天晚上他回到宿舍，把所有的军功章都翻了出来。 他对着军功章上的战友名字，默默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就递交了转业报告，没跟任何人争辩军衔的事。 转业到大连农机站后，他更是把过去的荣誉彻底尘封。 他把军功章和战功文件仔细整理好，放进一个旧皮箱，锁上后就再也没打开过。 农机站的工作很琐碎，修农具、耕地、指导农民使用新农机，他都做得一丝不苟。 有一次，附近村庄的拖拉机坏了，农民急着耕地，他二话不说，背着工具箱就走了十几里路赶过去。 忙活了整整一天，终于把拖拉机修好，农民要留他吃饭，他婉言拒绝，饿着肚子回了农机站。 这样的事，在他几十年的工作中数不胜数。 他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抱怨生活清贫。 家里的日子过得简单，孩子们穿的衣服都是打了补丁的，他却总教育孩子们：“做人要踏实，不要总想着占便宜、争好处。” 有一年，单位评先进工作者，领导们都觉得该评他。 他却主动找领导，把名额让给了一个年轻同事。 他说：“年轻人刚参加工作，需要这个荣誉激励，我一把年纪了，不在乎这些。” 晚年的王化一，身体越来越差，却依旧闲不住。 他经常去农机站看看，遇到年轻工人修不好农具，就主动上前指导。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这么拼，他说：“我是个老兵，退伍不褪色，能为国家多做点事，心里踏实。” 他的孩子们只知道父亲是个退伍军人，却不知道他曾有过怎样波澜壮阔的过往。 直到他去世后，家人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了那个尘封多年的旧皮箱。 打开箱子，看到那些擦得锃亮的军功章和泛黄的战功文件，家人才真正明白，这个沉默寡言、从不居功的老人，有着怎样一颗赤诚的心。 后来，家人把这个旧皮箱和里面的荣誉物品，都捐给了大连革命历史纪念馆。 如今，王化一的旧皮箱依旧在纪念馆的展柜里静静陈列着。 他的故事，也成了对“军人风骨”最生动的诠释。 真正的英雄，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把忠诚和担当刻进骨子里。 在和平年代，他们隐入平凡，默默奉献，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主要信源：（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沈阳市志 17 人物,沈阳出版社,2000.04,第17-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