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雷洁琼先生在毛主席故居留下8字：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一九九四年五月，韶山毛主席纪念馆里，留言簿摊在桌上。 八十九岁的雷洁琼站在一群人中间，银发雪白，背挺得直。工作人员问要不要写几句，她抬眼看了一下，说：“当然要写。”握着笔，慢慢写下八个字：“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字不算大，力道很重，像是把几十年的见闻压在这一行里。 这八个字的来历，可以一路追回到一九四六年六月。 那年上海十万民众上街，要和平、反内战，教育界推选代表去南京请愿。雷洁琼同马叙伦等人上了火车，以为这是一次面对面“讲道理”。 火车刚进站，一群装成“难民”的国民党特务突然冲上站台，嘴里嚷嚷，手里抡着棍子和拳头，专挑请愿代表下手。眼镜、皮包、文件被打得满地都是。 雷洁琼头上挨了一棍，血顺着脸往下流，当场昏迷两个多小时。 冲在前面护人的《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就是后来彭德怀夫人的姐姐，也被打得满脸是血。受伤的人一车车送进医院，病房里躺着的，都是来为和平说话的知识分子。 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邓颖超听到消息，赶到医院探望，提着干净衣服，一床一床看过去，帮着把血衣换下来，低声宽慰，再走向下一张床。 那一天，火车站上的棍棒和病房里的衣物，对比得清楚：一边用暴力回绝和平，一边给受伤的人擦血。 对雷洁琼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此不再是抽象名词，而是两幅刻在脑子里的画面。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平还没解放，城里风声紧，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进步人士。 马叙伦从香港寄来亲笔信，请雷洁琼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到冀中的西柏坡参加毛主席召开的会议。去，是冒险；不去，对不起托付。她和丈夫穿上呢大衣，装成“回乡探亲”的普通夫妻，从北平悄悄离开，一路过关卡，只能拿家乡、亲戚这些话往外扯，才算闯过去。 到西柏坡时，眼前不是荒山野岭，而是忙碌的土院子、亮着灯的会议室和挂着中国地图的墙。轮到见面，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在门口迎接，对代表们一一点头，招呼大家进屋。 晚饭摆在木桌上，是几盘家常菜，大家围坐一圈。 雷洁琼问：“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您怎么看？”这话在当时算是直戳要害。毛主席笑了一下，说外界的意见，多是从表面、从暂时看问题；一个国家往哪儿走，要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来算账。 中国要的是一个统一的新中国，不是被江水一分两半；做事的人要透过这些好听的说法看本质，把一时的好处往后放，把革命进行到底。 她后来回忆西柏坡，总爱提到这一问一答，在她眼里，这就是“公”的标准。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多党派还要不要存在成了新问题。 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个宣布解散，有人说干净利落，战时组织干完就退场。中国民主促进会内部也出现类似声音，雷洁琼自己也提过，要不要体面退场，把阵地完全交给新政权。 毛主席从苏联访问归来，听说救国会已经解散，很是惋惜。 在他眼里，这些年同甘共苦的民主党派，不是随手凑来的帮手，而是有自己社会基础和作用的政治力量，对国家长远建设有用，就不能“说散就散”。 一九五六年，他郑重提出“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两句口号，让它们并排站在公众面前，这是在说明：合作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要长期坚持。雷洁琼晚年谈起多党合作，总要提这一笔，觉得没有毛主席的坚持，就没有今天的制度格局。 那年去韶山，大家商量着去毛主席故居，车子越普通越合适，于是选了旅游车，一路颠簸。 走进遗物展厅，玻璃柜里摆着日常旧物，有人先被那件睡衣吸住。 睡衣颜色发暗，上面一块连着一块都是补丁，大致一看，补了百十回。雷洁琼在睡衣前站了很久，身子略微前倾，目光落在那些针脚上，心里浮起当年在国统区流传的两段传闻。 一段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没有像样的手表，戴的是郭沫若送来的欧米茄旧表，那原本是郭沫若自己戴的，只是觉得该给这位领袖配一块，才摘下来相赠。 另一段说，宋美龄在美国下榻宾馆时，穿的拖鞋鞋面上，镶着从慈禧太后陪葬品里取出的夜明珠。一个抬手看时间，要靠朋友的一块旧表；一个抬脚走路，脚下踩着帝王陵里的宝物。谁离普通人的生活近，谁又离得远，不难分辨。 站在补丁睡衣前，她轻声说了一句“人心所向者得天下”。 话不重，却笃定。在她看来，“得天下”不只是枪杆子赢了谁，也不只是口号喊得多响，而是看谁肯把自己站在百姓一边，谁愿意在享受和担当之间，多往担当那头靠一点。 晚年这些标准落在她自己身上：身为国家领导人，却常坐公交、步行上下班，穿打补丁的衣服，吃粗茶淡饭。 生活细节加上留言簿上的八个字，就是她给出的“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