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一位老者亲切交谈。这位老者可不简单，是当年早早就投身革命的老战士，亲历了秋收起义，踏足过井冈山。姓谭的这位老者，有了解他的人吗？ 照片里的人群早散了，只剩下那一瞬间被定住的身影。 毛主席略微侧身，靠近那位老者说话，老者背挺得笔直，脸上沟沟壑壑。 熟悉湖南口音的人听介绍，很快就能猜到，这个看上去像普通老农的人，是从攸县矿山工棚里走出来的开国元勋，叫谭震林。 一九〇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出生在攸县城关联星街道一带。 父亲在矿上领辛苦钱，一家七个男孩，他排老三。小时候饿过肚子，看惯大人被工头呼来喝去。 一九二三年，二哥谭寿林跑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在跟叛军陈炯明部厮杀时牺牲，叔父谭瑞成也倒在战场。 消息回到攸县，屋里一下少了两副碗筷。 五弟谭回生早年饿得受不了，逃到茶陵潞水，当了农民协会骨干。“马日事变”后，当地国民党反动派翻账，把他抓走杀害。 家里接二连三出事，把谭震林推到风口浪尖。 一九二六年上半年，经余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攸县工人纠察队里当队长，又被派去当工农运动特派员，带着矿工和农民同军阀、同地主较劲。大革命失败，他转去茶陵，当过总工会主席、工农兵政府主席、县委书记，在湘潭边界特委里干副书记、书记和前委委员，把零散的力量拢成一支支队伍。 一九二七年局势吃紧，他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 那时的井冈山，是几条山路和几处村落。白天开会，晚上摸黑下山，讲分田，讲红军。 谭震林出身工人，懂矿工的火气，也看得懂农民心里的打算，在山上山下穿梭，成了连接工农和红军的一根筋。 一九三〇年九月，他已是红十二军政治委员，带部队打回攸县城，攻克县城，又往江西方向开进，准备拿下赣西重镇吉安。 前线枪声不断，后方的账照样有人算。 攸县反动当局扣上“共匪坐探”的帽子，把父亲谭瑞开和大哥谭福元抓去处决。 加上前面牺牲的二哥、叔父、五弟，这个家在革命路上躺下五口人。 抗日战争时期，他被调到华中敌后，当过新四军支队司令、第六师师长，还兼任江苏省东路地区党委书记，打仗的同时建党、办政权，在日伪据点旁边挤出一片根据地。 解放战争打响，他的担子更重。 当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华中野战军政委时，他进入淮海战役总前委，负责政治工作和发动群众。 后来进入第三野战军，担任第一副政委。淮海战役地图上画的是箭头和包围圈，真正撑起这些箭头的，是车队、民工和粮食，他要做的，是把党政军、老百姓和前线拧成一股绳。 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脱下军装，在地方主政，当过浙江省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华东局第三书记。他调回北京，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在国务院当副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副委员长。 职务一层比一层高，他还是爱提自己“工人出身”。 一九五六年五月，他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来到长沙。 工作之余，他托湖南省委捎信回攸县，让七弟谭德生来长沙汇报农村情况。兄弟二十多年没见，坐下来，谭德生把这些年的家事、乡里变动说了一遍，又提到自己已经在农村落了户，全家靠种田过日子。 听完这些，谭震林说，当农民很好，种田也是干革命。 中国是农业大国，大家都嫌泥巴，谁来养活国家。当干部的，更要教子女带头在农村干，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回事。谭德生把这番话记在心里，全家多年一直扎在乡下，子女中除了通过学校毕业分配和退休顶替进城工作的，长子一房到现在还是农村户口。 一九五八年“五一”，北京城里热闹。 那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拉着在京办事的七弟一起参加游园活动。 看着台上节目，听着台下掌声，兄弟俩心里都在盘点那些不在场的人。 他说：“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啊。”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再到抗美援朝，全国牺牲的烈士接近四千万。那些血没有白流，自家这几个人，也是死得其所。 一九七六年，谭德生退休回乡。 谭震林写信过去，说你回到农村，这很好。要抓住这个机会，多教教后代，也多劝劝村里的年轻人，别忘了过去受过的苦，要懂得今天过得好来得不容易，要尽力把社会主义农村的路走踏实。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谭震林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一岁。 后来，攸县在中心大道边上的攸州公园里，为他安了墓，墓碑是杨尚昆亲手题的。有人成群结队地路过，会低声提起那张老照片：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在同一位老人说话。 那老人从矿山工棚一路走来，带着一家五口的牺牲，把一生都压进了“革命”两个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