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接见归国的李宗仁，说了一句很有趣且很有意思的话：德邻先生，你这可是误上贼船啦！ 一九六五年夏天，中南海接见厅里响起这句玩笑。 那一年，第三届全国人大开到年初，科研上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上海《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已见报，气氛并不平静。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一八九一年出生、打过台儿庄、当过国民党“代总统”的广西人，从海外兜转回来，坐到毛主席对面，这句“贼船”也就有了落点。 李宗仁出身旧军界，在军阀混战中一路打上去，成了“桂系”领袖。 抗战爆发，他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八年指挥台儿庄战役，把日军拦在鲁南，为国民党赢下一场少有的硬仗。一九四八年行宪，他当选副总统；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野，他依宪接任“代总统”，口头讲和谈，心里清楚大势已去，同蒋的矛盾也难再缝合。 既不愿随蒋去台湾，又怕留在南京被清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他以“就医”为名从南宁飞香港，十二月再飞美国，直至一九五四年被台湾“国民大会”罢免，成了远在海外、名实分离的政治寓公。 人在美国，他盯着这边的局势。 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反对“台湾托管”“台湾独立”，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要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不久，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主张恢复国共和谈、美国承认台湾属中国、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让台湾问题回到中国内政，在海内外引起震动。 一九五六年四月，周恩来在北京秘密约见程思远，托话说他“身在海外心在祖国”，欢迎在方便时回来看看。 一九五九年，他又托信要把花了十一万多美元买来的字画文物捐给祖国，文物运到北京，经故宫专家鉴定多为赝品，总价不过三千美元。 周恩来没有翻旧账，建议给三万美元表示谢意，毛主席索性拍板十二万，说这叫“投石问路”，十二万美元悄悄送到美国，等于告诉他：只要回头，这边不关门。 关系走到这一步，还差临门一脚。 一九五九年，郭德洁以探亲为名在香港同程思远秘密会面，商量在欧洲见面的安排。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两人在瑞士苏黎世见面，选在圣彼得饭店旁的一家小咖啡馆坐下。 程思远带去周恩来的“四可原则”：可以回国定居，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先在欧洲暂住一阵再定去留，回来以后还可以再出去，只要还想回来，门始终开着。 李宗仁一边担心自己“反共多年”会不会被清算，一边承认旧政权的糜烂和孱弱，在咖啡杯旁说出“我是服输了”这句话，最后只挑了一条：“回国定居”。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国同法国建交，当年第一颗原子弹也爆炸成功，祖国气象大变。 他在美国那头的“代总统”身份却越来越空。 一九六五年三月，他写信给住在香港的程思远，提出想回大陆定居；十二月十二日，又在美国《先驱论坛报》发表公开信，劝美国放弃“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效仿法国调整中美关系。 蒋介石在台湾看得心里发紧，一面命保密局长张炎元加派特务监视，一面逼白崇禧发电报，劝这位旧战友“保晚节”。 归国这条路并不平坦。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李宗仁以陪夫人去瑞士疗养为名飞到苏黎世，六月二十三日郭德洁到达，二十八日程思远自香港会合，三人住在郊区，很快被美蒋特务盯上。 原本打算等次子李志圣再动身，他却突然接到北京急电，要在七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前离开苏黎世，经巴基斯坦卡拉奇转机；蒋介石则密令驻卡拉奇特务机构，如有机会就在途中“解决”。 七月十四日，道格拉斯客机在卡拉奇降落，当地保安部门直接把李宗仁夫妇接进中国大使馆，加强防护。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零时三十分，那架在机库里停了几天的波音客机从卡拉奇起飞，当天十一时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二十日专机再把他送到北京。 北京机场的欢迎场面，站着新旧两拨人。 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在一侧，一批旧国民党将领在另一侧，溥仪也在队伍里。 李宗仁在大厅宣读《归国声明》，承认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蒸蒸日上”，劝海外友好和台湾旧部“凛于民族大义”，回到祖国怀抱。 周恩来把他和溥仪拉到一起，一个末代皇帝，一个末代“总统”，在镜头前握手。 七月二十七日，中南海会见时，毛主席笑着说出“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啦”，把蒋介石当年骂共产党是“匪”“贼船”的老话轻轻翻了个面。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他在病床上嘱托把在海外搜集的史书书画赠给国家，又托程思远代笔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恩来，说一九六五年的归国路走对了，也劝台湾旧人回头。 同月他在北京去世。 周恩来在八宝山说，他这一生顶得住的两件大事，一件叫台儿庄，一件叫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