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妈打电话问我，我家孩子上大学，哥哥有没有送红包。我拿着手机走到阳台，看着楼下来往的人群，跟我妈说没见哥哥提这事儿。我妈在电话那头顿了顿，说按老家规矩，亲侄子上大学，做舅舅的总得表示下，就算不包大红包，买套文具也行。 昨天下午手机响的时候，我正对着电脑改报表，屏幕上的数字密密麻麻，像团解不开的乱麻。 接起来是我妈，声音比平时沉点，上来就问：“小宝上大学，你哥那边，没说给孩子包个红包？” 我捏着发烫的手机往阳台走，栏杆上还搭着早上晒的小宝的校服，洗得发白的袖口蹭过手背，软乎乎的。 楼下的快递车“嘀嘀”按了两声，穿蓝衣服的小哥抱着纸箱跑过，我望着他的背影，跟我妈说：“没呢，哥这阵子忙装修，估计忘了提这茬。”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能听见我妈那边炒菜的滋啦声，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按老家的讲究，亲侄子考上大学，做舅舅的怎么也得露个面——哪怕不包红包，买支钢笔、一套笔记本，也是个心意，孩子拿着也高兴。” 我靠在冰凉的瓷砖墙上，想起上周末去哥家，他正蹲在地上拼儿童床，满头汗，说给小宝准备的，“宿舍床窄，这个能折叠，放脚边不占地方”。 当时我还笑他：“孩子都上大学了，你买这个干啥，人家要带电脑、带衣服，哪有空管床。” 他头也没抬，手里的螺丝拧得“咔咔”响：“万一呢？孩子晚上写作业脚冷，搭个小被子正好。” 是哥哥忘了？还是他觉得没必要按老规矩来？ 我妈还在电话里絮叨：“不是图钱，就是觉得一家人，该有的礼数得有，不然街坊问起来，人家要说你哥不懂事。” 我突然想起小宝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哥是第一个发朋友圈的，配了九宫格照片，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奖状全翻出来了，文案写着“我大侄子，真棒！”，下面点赞的亲戚能刷半屏。 他这人就这样，嘴笨，不会说漂亮话，却总把事做在实处——去年小宝住院，他凌晨三点开车来医院，后备箱塞着保温桶，里面是嫂子熬的小米粥，还热乎着； 今年春天小宝说想学吉他，他第二天就扛了把新琴来，说是托朋友从厂里拿的，“比店里便宜一半，音质还好”。 或许在他心里，送不送红包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缺什么，他就给什么。 挂了电话，我给哥发了条微信：“小宝说宿舍灯太暗，想买个护眼台灯。” 没过五分钟，他回了个“OK”的表情包，后面跟着转账：“买个好点的，别省，记我账上。” 我看着那串数字笑了，阳台的风把校服吹得晃了晃，阳光透过布料的缝隙，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其实家人之间哪有那么多“该有的礼数”，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藏在儿童床的螺丝里，在保温桶的粥香里，在深夜三点的车灯里——比红包更暖，也更沉。 晚上小宝视频时，举着桌上的新台灯转圈：“妈你看！舅舅给我买的，还能调亮度呢！” 我望着他眼里的光，突然觉得，比起纠结红包有没有送到，不如多问问孩子：“今天在学校，开心吗？” 楼下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裹着晚归的人，原来最好的人情，从来不是按规矩办事，而是把对方放在心上，悄悄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