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他意识到出事了，赶紧转身离开！那只小手在街角的阴影里晃了两下，像片被风吹得发抖的叶子，李维嘉的后颈瞬间冒了汗。 他沿着青石板路疾走，皮鞋后跟敲出的声响在空荡的巷子里格外刺耳。 平时这条回家的路要拐三个弯，今天他故意多绕了两条街，眼角余光始终盯着身后。 暮色里，穿黑色制服的人影在街口晃了晃，他赶紧钻进旁边的绸缎庄，装作挑布料的客人。 后来才知道，那天下午叛徒刘国定已经把重庆地下党的名单交了出去。 保密局的人正挨家挨户抓人，小姑娘是邻居家的孩子，早上出门时妈妈特意嘱咐她，要是看见李维嘉就摆手。 这种来自陌生人的警觉，在那年春天成了很多地下党员的救命符。 李维嘉找到刘镕铸时，对方正穿着笔挺的银行襄理制服，在磁器口的茶馆里算账。 刘镕铸没抬头，只把茶杯往他那边推了推，杯底在桌上划出轻响。 “聚兴诚银行的假身份文件在里屋，”他声音压得很低，“假发和假牙记得试试，别说话漏风。” 最危险的是过戒严线那天。 刘镕铸带着李维嘉走在人群里，特务突然拦住他们，问刘镕铸是不是聚兴诚的襄理。 刘镕铸从皮夹里抽出名片，手指在上面轻轻敲着，语气自然得像在聊天气。 “昨天才从成都回来，王队长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喝杯新茶？”特务盯着他看了半分钟，最后挥挥手放他们过去了。 那段时间，《挺进报》的印刷还在继续。 陈然躲在南岸弹子石的民房里，油印机转了整整36小时。 他被捕时，桌上还摊着没校对完的《淮海战役捷报》，油墨把指尖染得发黑。 后来在狱中，他用铅笔头在草纸上写“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字里行间全是没干的墨迹。 我觉得这种在绝境中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坚持，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有力量。 李维嘉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天过戒严线时，刘镕铸的手一直插在口袋里，紧紧攥着那张假名片，指节都发白了。 街角小姑娘晃了晃的手，陈然桌上没干的油墨，这些藏在历史缝隙里的细节，其实都是支撑那段岁月的骨头。 正是这些普通人在关键时刻的警觉，和那些在暗夜里不肯熄灭的灯光，让信仰真正成了能摸得着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