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寇世勋把许黎丹带回家，对妻子说：“现在我离不开她，咱俩要么离婚，要么你们像姐妹和平相处。” 客厅里的老式座钟刚敲过七点，崔瑶琪手里的瓷碗突然磕在桌面，青瓷裂纹顺着牡丹花纹蔓延开。 结婚二十年，她从歌厅驻唱歌手变成全职主妇，此刻看着丈夫身后年轻的许黎丹，突然发现阳台的茉莉不知何时谢了。 这个提议在1996年的台北像颗哑弹。 当时台湾地区已废除纳妾制度十一年，《民法》第985条明晃晃写着一夫一妻制。 但寇世勋的经纪公司连夜封锁了消息，只在内部流传着“硬汉小生的家庭革命”。 邻居后来回忆，那段时间常有两个女人分时段出门倒垃圾，一个提竹篮，一个拎塑料袋。 崔瑶琪没选择离婚。 她把孩子的书包摆到餐桌中央，每天清晨五点起来煮全家的粥，许黎丹则负责熨烫寇世勋的戏服。 这种诡异的平衡维持了十年，直到2002年寇世勋因心肌梗塞被抬进医院。 医生拿着心电图说，长期精神压力让他的血管像老化的胶皮管。 长子寇家瑞在访谈里提过，小时候最怕父亲回家。 客厅的灯亮着，母亲在厨房切水果，许阿姨坐在沙发上翻杂志，三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晃成一团。 他后来死活不肯进演艺圈，大概就是不想活在这种扭曲的聚光灯下。 2010年寇世勋接受采访，头发白得像霜打后的芦苇。 他说两个家的房贷压得人喘不过气，更难受的是半夜听见隔壁房间的哭声。 那年台湾“司法院”刚好公布新判例，认定事实婚姻中的第三者需承担精神赔偿，只是这迟来的正义，崔瑶琪已经等了十四年。 现在寇家老宅的厨房还留着两个电饭煲，一个贴“妈妈”，一个贴“阿姨”。 去年整理旧物时，发现崔瑶琪的日记里夹着张字条：“粥熬好了，记得让孩子趁热喝。” 字迹被水洇过，看不清是眼泪还是米汤。 或许婚姻最残忍的不是背叛，而是用“为了孩子”的名义，把三个人都困在没有出口的房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