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西安，秋老虎还没退去。 刑场的土路上，25岁的翟曼霞跪着，蓝布裤子膝盖处磨出了白边。 枪响前几秒，她突然挣开按着肩膀的手，抬头对着灰蒙蒙的天喊：“我是无罪的！”声音尖得像玻璃碴，扎进围观人群的嘈杂里，没激起一点回音。 没人知道这个姑娘心里的“罪”到底是什么。 返城两年，她成了街坊眼里的“问题青年”。 从乡下回来的知青大多挤在国营厂的临时工棚，她却整天在公园晃荡，看情侣牵手，记在小本子上。 有人说她神经不正常，有人偷偷传她“跟十几个男的处对象”，连她妈都把她锁在家里，钥匙孔里塞着布条。 日子晃到1983年夏天，一场游泳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天她穿了件碎花泳衣，在护城河边上被个老太太指着骂“不要脸”。 派出所的人来的时候，她还攥着泳衣带子辩解：“画报上的人都这么穿。” 后来录口供，民警问她谈过几个朋友，她掰着指头数，数到第十三个时，笔录本“啪”地合上了，那会儿“严打”刚开始，“流氓罪”的帽子正等着人戴。 其实她不是天生“叛逆”。 1958年生在国营工厂大院，父母都是机床工，家里最显眼的是墙上“劳动最光荣”的奖状。 16岁下乡插队，别人挣工分的时候，她总往河边的树林钻，怀里藏着本翻烂的《简爱》。 书页里夹着枫叶标本，都是她偷偷捡的，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在那个连裙子都算“资产阶级情调”的年代，这本书像颗种子，在她心里发了芽。 审判那天，她穿了件新做的红衬衫，是她妈熬了三个通宵缝的。 法官念判决书时，她一直盯着窗外，听说那天公园里的枫叶红了，跟她书里夹的那片一样。 判决下来，死刑，立即执行。 她妈当场晕过去，她爸攥着判决书的手，指节白得像厂里的机床零件。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1997年刑法修订时，“流氓罪”被拆成了几个具体罪名。 那些曾经可能让一个人丢命的“出格”，后来成了再平常不过的生活。 前阵子去西安，路过当年的护城河，看到穿泳衣的姑娘们笑着拍照，没人再指指点点。 突然想起翟曼霞最后喊的那句话，风好像把它吹了很远，远到现在还能听见回音。 三十多年过去，翟曼霞的墓在城郊的山坡上。 去年清明去看，墓碑前放着一本崭新的《简爱》，翻开的那页正好是她当年画波浪线的地方：“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书页上，像极了她当年藏在树林里读书时，漏下来的那些光斑。 她想要的平等，如今成了很多人的日常，这或许就是对那句“我是无罪的”最实在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