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56岁的鲁迅先生病逝于上海，人们对他的死因争论不休。44年后，专家对鲁迅的X光片进行会诊，揭开了他真实的死因。 1936年10月19日，上海的秋凉像一层薄霜。 鲁迅倒下去的时候，周围人按惯例说他是肺结核走的，听上去干脆得像盖章。可翻开《鲁迅日记》，能看见的不是铁打的身子，是三天两头吃药、反复生病的日常。 家里人和熟人叹息归叹息，多半认命，没急着把“到底怎么死的”掀开来吵个明白。 1984年，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医院把鲁迅生前拍过的一张胸部光片摆上桌，开了一场专家座谈会。讨论拖得很久，最后凑出一致结论：鲁迅并非直接死在肺结核本身，真正致命的是自发性气胸。结核的程度被判断为中等，称不上立刻要命。 要命的那一下，出在左侧肺破裂，气体冲进胸膜腔，把肺和心脏挤压到失去余地，人就这样被憋住了。座谈会距1936年正好四十八年，数字本身也提醒人，真相有时来得很慢。 这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也不是绝症。查得及时，处置得快，生路并不窄。问题卡在诊断上，鲁迅最信赖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在关键处出了大漏洞。须藤1876年生于日本冈山，1893年进日本第三高等医学校，四年后毕业加入陆军，还在朝鲜服役。1918年退役后到上海，和弟弟开医院，后来成了内山书店股东之一，也成了鲁迅一家的主治医生。 从1932年起到鲁迅去世，须藤的名字在《鲁迅日记》里出现一百六十多次。 鲁迅一不舒服就请他，像请一位熟门熟路的“老把式”。须藤也给周海婴看病，自称周海婴四岁得支气管喘息，鲁迅为此苦闷，后来在他的治疗下孩子恢复健康。 信任就是这么攒起来的，越攒越不舍得换。 须藤后来写《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把鲁迅的体质细节说得很直白：八岁牙就不好，二十二岁时大半牙齿缺损；留学日本时养成吸烟习惯；不到五十岁牙齿全脱落；肺病越重，医生和朋友反复劝，他才把烟减下来。这样的底子遇上结核，像干柴碰火星，拖久了总要出事。 1932年3月2日，鲁迅突然病倒，须藤判为支气管喘息症。 1936年5月，朋友带来美国医生托马斯·邓恩登门。邓恩检查后说病情很重，肋膜里有积水，需要马上抽出。 须藤却不以为然，还横加阻挠，鲁迅没能及时治疗。 1936年10月18日，去世前一天，鲁迅再度气喘，须藤赶到住所，仍旧认定是支气管喘息，打了一针，说“过了一夜，再过了明天就没有危险”。 第二天凌晨，鲁迅与世长辞。 更别扭的还在后头。鲁迅去世后不久，须藤补写病情记录，口径忽然转弯，不再坚持旧判断，反而声称自己早就看出是气胸，在邓恩开口前就做了针对性治疗。 写得像刀切豆腐一样平整，偏偏越平整越让人起疑，像把失手的地方拿抹布擦了又擦。 鲁迅身后，家属与朋友没立刻找须藤算账，先把白事办妥，也把许广平与周海婴的生活安顿好。 1949年，也就是鲁迅去世后的第十三年，许广平和周建人发现须藤伪造病例的痕迹，提出过“误诊”的怀疑。那时须藤早离开上海，回冈山县继续行医，想追也追不到。 民间还有传闻，说须藤早年做过日本军医，甚至担任过带侵略性质的团体负责人，鲁迅去世后他就不知去向。传闻听着狠，证据却缺，查无实证，话就只能停在半空。 死因也就被罩上一层雾，越雾越招人胡思乱想。 能确定的部分反倒朴素：结核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拖到后期可能波及全身；肺结核早期炎症轻微，很多人不当回事，病情走到中后段症状才明显。 鲁迅抵抗力差，感染菌量大，表现更重。结核把底盘掏空，自发性气胸这一下就成了压垮人的那口气。 鲁迅对医这件事并不外行。他年轻时学过医，也读得懂一些检查与处方的门道。 父亲病逝、自己反复治牙的经历，让他对中医极不信任，甚至说过那句偏激的话：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西医在他眼里更像硬道理。须藤或许谈不上名医，却也不至于完全不懂，不然鲁迅不会多年把自己和儿子交到他手里。 可一份信任压得太满，别的声音就进不来。 邓恩提醒抽积水、再请肺结核专科会诊，哪怕只多做一步，结局也可能松动一点。 人们盯着鲁迅的死因不放，不只是医学八卦。 鲁迅是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也是许多人心里最硬的一块骨头。 正常患病离世，听起来像自然规律。 被误诊拖着走，临门一脚又被一句“明天就没危险”哄住，这种不明不白的憋屈，才最让人心口发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