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主席行书的巅峰之作，写给开国大将，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同志的信笺。 老同志提起黄克诚，常常顺嘴再加半句：“这人，毛主席是真放心。” 事情得从吃亏的时候说起。 1935年长征路上，中央红军到岷山脚下哈达铺整编，改称陕甘支队，设三个纵队，林彪、彭德怀这些名字都挂在编制表上，风光得很。 黄克诚所在红三军团教导营被打散，营政委的职务一下没了。本来准备让他当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会上一有人开口扣帽子，说他反对整顿纪律、不宜当领导，任命当场作废，还被调去当军事裁判所所长。 他审案讲究分寸，不愿张口就把人往死里判，很快又被说成“心慈手软”，裁判权被收走，只跟着部队行军打仗。11月初，在甘泉下寺湾同红十五军团会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 11月30日，毛主席把彭雪枫叫来，专门问起黄克诚。 彭雪枫实话实说，觉得他讲的是实情，挨批不公。毛主席听完，只丢下一句：“优点很突出，缺点也突出，是个敢讲真话的人。” 不久，黄克诚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长，这个名字，从那时起就被悄悄记进“心里账本”。 时间翻到1948年，11月18日，辽沈战役结束不到半个月，中央军委定下平津战役决心。 20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电报，点名要黄克诚“速毕工作，率干部南下”，准备让他担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兼天津市委书记。 那会儿他在沈阳开会，很清楚天津是华北最大城市，一旦解放，接不好，后头的麻烦一串连一串。会一散，他连夜赶回冀察热辽分局所在地，几天内把分局、军区的工作交清，带着一批干部入关。 1949年1月14日十时，攻城部队对天津发起总攻；15日十五时，战斗结束；16日十六时，他率军管干部进城。军管会执行“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嘴里叮嘱的是“避免乱，必须稳”，手里干的是一户一户、一厂一厂接收。 一周左右，工厂、银行、学校基本做到了“完整接收，免遭破坏”，天津从硝烟味里慢慢转回到锅气和机器声。 2月25日，他把从入城前准备、天津各阶层的动向，到接收经过、成功原因和问题教训，写成长长一份报告，送到总前委和中共中央。 里面既有成绩，也有“忧”“差”，哪一处考虑不周，哪一条办法用得过头，都点出来。 有人看着有点堵心，毛主席看完倒觉得顺眼，说这是在替中央捏一把汗，于是决定把人叫到香山双清别墅，当面听一听。 香山里，两人算是第一次长时间对坐。 毛主席先伸手，问一句“身体怎样”，再让他照着报告细讲天津的情况。 听到“一周完整接收”时，脸上那口气明显缓下来。接着话头一转，说中央已经决定，请他去湖南主持党政军工作，这是亲自点名的人选。毛主席把湖南说得很直白：江南腹地，有“得湖南以挽天下”的老话，又是近代革新与守旧、革命与反革命反复缠斗的主战场，土匪多，反动力量硬，是解放大西南和两广的必经要道，这摊子需要一把能开路的“刀”。 在新四军三师、在东北战勤、在天津接管里，黄克诚都证明，自己就是那把“刀把子”。 那天中午，毛主席留他吃饭。 桌上两个炒菜，一个汤，一碟霉豆腐，菜汤里辣椒油一层，是地道的湖南家常菜。 毛主席一边夹菜，一边叮嘱：天津的经验不能照搬，湖南要从实际里抠办法；遇到问题，多思考、多商量、多请示、多汇报；干事别畏手畏脚，要“放心大胆地干”。 黄克诚当场表态，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把新湖南建出来，让父老乡亲的日子一天天见好。 1952年7月，中共中央电令从北京飞到湖南，要调他担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这一次还是毛主席点名。 电报放在桌上，他在屋里来回踱步，舍不得湖南。 憋不住，给毛主席打电话，说自己更适合做地方工作。 毛主席在那头笑，说军队那头他同样熟，总后勤部刚组建，是个乱摊子，军委一致认为非他不可，还把朱德那句“戏点到谁谁就唱，共产党员要听党中央的”搬出来。他听完，心里一横，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 毛主席又叮嘱，让他在赴京前一定回永兴老家看看，不要学自己“想回韶山都难”。 1955年授大将军衔。 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1958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他接任总参谋长。 在中央军委这些年，他协助彭德怀、聂荣臻主持军委、总参日常工作，主持大规模精简整编，承担朝鲜前线战勤保障，在领导制度争论中反对照搬苏联一长制，提出“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炮击金门作战、新式装备建设、“两弹”试验基地选址和初建中担起任务，推动部队向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迈进。 这么一圈看下来，从哈达铺那个被误解的营政委，到天津城里的“刀把子”，再到湖南山路上的省委书记、北京军委会议桌边的大将，毛主席几次要人，都想到他。 那封被称作“毛主席行书巅峰之作”的信笺，只是几行字，纸背后压着的，是对一个敢讲真话、敢挑重担的干部的笃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