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王盛荣从敌人刀下救下毛主席，18年后却因贪污被判死刑，毛主席知道后，当即表示：“我相信王盛荣不是这种人！” 一九五二年“三反”里，王盛荣确实被扣“贪污”帽子，一九五九年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了十来年。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湖北视察，听说他在汉阳钢厂当副处长，当场点名，把他调到湖北省冶金厅当副厅长，按省级干部对待，那句“不是这种人”，已经是给出的态度。 这个被信任的人，出身很底层。 一九零七年，他生在武昌区汉阳门外渔民家庭，小时候在长江边拉网撑船。 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挤在五卅运动队伍里，又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到一九三一年，他当上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总队长，被选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字和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列，一个船上的青年，就这样被推到前台。 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是组织交给他的第一桩硬任务。那年武汉吃紧，党在汉口秘密开会，董必武只叮嘱：找安全地点，最好在租界，会务和保卫都交给你。 王盛荣踩点后选中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会议就安在里面。 会散门关，房子又回到街坊手里。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要确定旧址当红色教育基地，请李维汉去找当年的交通员，他按记忆在街头把路走一遍，停在如今的鄱阳街一三九号，这才把旧址钉住。 一九三一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定都瑞金。 一九三二年冬，中央要在瑞金开会，毛主席在赣南调查，军委让王盛荣带一个排连夜去接。 队伍赶到住处，外面已和反动民团打成一团。 他只吼一句“宁可全排搭进去，也要把主席护好”，就猫着腰冲上前，毛主席身体不好，他蹲下把人背到肩上，在枪火中一路跑回瑞金，会得以照常举行。那件事当时没上过简报，家里只流传“去赣南接过主席”一句，后来毛主席提起，长征亲历者口述实录也记下这一幕，细节才算固定。 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经费紧张，樟州红军打下一批银行存款，决定分批送往上海。 前两次派人送钱，人和钱都没回来，第三次只好更慎重，军委最后点了他的名。 邓颖超把钱箱交给他，叮嘱只能交给陈云或杨尚昆，他带几名战士从江西经广东到香港，再到上海，遇盘查就装作做小买卖的，钱箱不离身，送到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手里时，分文不差。 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在湘江一带损失惨重，部队行进到湖南通道县，夜里临时开会讨论行军方向，后来被称作“通道会议”。最后拍板，不再北上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转向贵州，避开重兵包围，为遵义会议留下落脚点。 毛主席当场定规矩，这次会议的内容谁都不要随便对外讲。 王盛荣记住这句话，自己从不提，很多年后，子女在一本将领回忆录里看到“通道会议”的记载，才在名单里看见父亲的名字。 跟着红军走完整个长征，一九四五年他出席党的七大，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工业部副部长，从战壕走到厂房。五十年代以后风浪一波接一波，一九五二年在“三反”中被审查，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把他从汉阳钢厂副处长位置上调出，后来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里，总共被关了十多年，一九七九年由组织平反。 家里的日子一直延续着早年那股劲。王盛荣的爱人后来做到外贸局局长，也是老红军，许多干部坐车上下班，她穿着打补丁的对襟袄和解放鞋，坚持走路。 一九六四年，她奉命代表外贸局参加“四清运动”，同行的人起初以为这个穿得普通的老太太只是家属，有军区领导当众上前敬礼，介绍她是局长，是老革命，周围人的眼神立刻变了。 几个孩子从小轮着穿旧衣服，老大的衣服给老二，老二再给老三，这在他们看来就是规矩。 子女当中，大女儿王莉莉在江汉大学教到退休，总想替父亲写本回忆录，总被挡回来。 王盛荣说，参加革命不是为了炫耀，更没想着争权，牺牲那么多战友，自己还能活到今天已经很荣幸；还说一个不识字的工人，被组织推到那样的位置，早就“赚够了”，没必要再拿书来讲自己。 大儿子王安生提起父亲从敌人枪口下背出毛主席，语气平静，小女儿王继延只说，父亲一辈子对名利看得淡，对规矩看得重。 二零零六年，他在武昌去世，终年九十九岁。 同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编辑的口述实录出版，把他在赣南救出毛主席的那一段写进书页。 后来刊登在《档案记忆》上的文章，再加上子女王安生、王莉莉、王继延的回忆，把散落在各地档案、回忆录里的材料拼在一起，一个出身汉阳门外、名字并不响亮的武汉“伢”，就这样从一句夸张的传闻里走出，留在读者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