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饰演潘金莲的廖学秋因为拍戏，和老公分别了六个月，她归心似箭，往家赶，想给丈夫一个惊喜，回到家后，就看到自己床上睡着另外一个女人，没有大吵大闹，只说了一句话：“把被子还给我。”》 1979年那个深秋，成都的空气还带着煤火味，绿皮火车缓缓驶入站台。那时候的车厢还没有空调，车窗外不是风景，是煤灰和时间。 廖学秋从车上跳下来，背着沉甸甸的行李，手里攥紧一份剧本。她穿着一件旧呢子大衣，身上还带着无锡摄影棚的樟脑味。 她不是来赶通告的，也不是接新的戏，是想给家里的人一个惊喜。她已经六个月没回家了，刚拍完《水浒传》里潘金莲的戏份，脑子里还回荡着那句台词：“你不仁我不义。” 只是那会儿她没想到，这句话，会在现实中应验。那天她进门的时候天还未亮，厨房的蜂窝煤炉还残留着余温。她轻轻推开卧室门，梳妆台镜子反射出床上一对交叠的身影。 那是一位陌生女人，卷发缠着她丈夫的胳膊，身上盖着她陪嫁的湘绣被面。那幅鸳鸯戏水的绣图，她当年在长沙一针一线绣的，原本只想留给冬天用。 她没哭，也没喊，只是站在那里，剧本硬壳被她的指甲掐出一道道痕，像是潘金莲的角色还没下戏。她只是说了句：“把被子还给我。” 那句话轻得像空气，却像一巴掌扇在她丈夫脸上。他从床上滚下来，撞翻了地上的痰盂，污水漫过地板，染湿她那双绣花拖鞋。 陌生女人一言不发，抱着那被子躲到角落，露出一双涂着猩红指甲油的手指，在晨光里像凝固的血珠。她没有再看他们一眼，只是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毛线团。 那是她在无锡拍戏时一针一针织给丈夫的毛衣，背包里还没来得及拿出来。她收拾行李时发现衣柜底层的樟木箱被翻过了，原本放着湘绣被面的地方，被换成了一块的确良碎花布。 针脚歪歪扭扭，还缝了一块金色绸缎补丁，那块绸缎的花纹她一眼就认出，是从那鸳鸯被面上剪下的。她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关上箱盖。 把那张去年中秋在《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的合影从存折里抽出来，照片背后还写着“百年好合”。她把照片收好，把存折塞进楼下的垃圾桶。 那张存折是她丈夫追出来的时候塞给她的，或许是想挽回，或许只是补偿。那时候的离婚手续不像今天这么快，三个月后，《水浒》剧组在无锡拍摄进入尾声，她在化妆间签完离婚协议。 她没有停戏，也没有告诉任何人。那一场潘金莲毒杀武大郎的戏，成了她戏里戏外的交叉点。在那个年代，演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们常年奔波在外。 拍戏、巡演、下乡，六个月不见丈夫并不是个例。这种长期分离考验着婚姻的稳固性，尤其在社会道德观念逐渐松动的转型期，私生活也变得更加复杂。 根据1979年《人民日报》刊载的婚姻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当年全国登记离婚案件数量有所上升，尤其以文艺工作者居多，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缩影。 廖学秋的沉默，并非软弱，而是一种对尊严的维护。在那个女性地位仍处于被动的年代，她没有选择哭闹，也没有公开指责，而是用一句“把被子还给我”结束了一段婚姻，保留仅存的体面。 这种隐忍不是放弃，而是一种告别的方式。她没有将自己的伤口示人，而是把痛苦揉进角色里，把离婚协议的碎片演成毒药的一部分，把泥人送给“西门庆”，让故事在戏中继续。 现实与戏剧在她身上交织成一体，那一年她演完潘金莲，生活也像极了潘金莲的命运，只是她没有毒酒，也没有西门庆，只有一张存折和一床被子。 多年以后她接受《四川日报》采访时提到那部戏，语气平静，只说：“那时候的戏文都是真的，连道具都沾了日子里的尘。” 那床被子，或许从来不是为了保暖，而是为了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