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个杀手闯进了杨勇的房间中，还用枪顶住杨勇的脑门，谁知杨勇回头一看，却愣住了，因为此人竟是他的亲哥！ 1949年11月的一天夜里，晃县的街巷已经沉入黑暗。房间里，只点着一盏灯，光线昏黄，空气里混着木头和油墨的味道。 杨勇坐在临时司令部的桌前，一页一页翻阅着县政接管的资料。那时，他是第五兵团第十七军的领导，刚率部从湘西挺进湘黔边界。 将晃县从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方土匪手中夺回。只是他不知道，就在身后的阴影处，有人正在悄悄靠近，手中握着一支上了膛的手枪。 门被推开，无声无息。一个人影站在门口，脚步轻得几乎听不到。屋里没有卫兵，外面是警卫换岗的空档。这个人穿着旧军装，脸上蒙着尘土，眼里却藏着犹豫。 他举起手中的枪，瞄准杨勇的后脑勺，食指已经搭上扳机。就在他准备扣动扳机的瞬间，杨勇听见身后有动静，缓缓转过头来。灯光打在那人的脸上，两人对视的一刻，空气仿佛凝固。 杨勇愣住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持枪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杨世明。多年未见，两人都变了模样，但那一口浏阳话，一眼就能认出来。 杨世明的枪还没有放下，但眼神已经动摇。杨勇没有动，也没有喊叫，只是看着他。两人谁也没先开口，像是都在等对方说出些什么。 那一刻，屋外依然安静，只有微弱的风声从窗缝中钻进来，吹动桌上的公文。杨勇平静地望着杨世明，慢慢地说出几个字：“你是世明？”杨世明低头，沉默了几秒，终于收起手枪。 他的肩膀像是突然卸下了一块巨石，整个人都松垮下来。随后，他把枪放到桌上，轻声说：“我以为你要清算我。”语气中带着疲惫，也带着近乎绝望的坦白。 原来在接管晃县后，杨勇下令对原国民党系统人员实行宽大处理，劝他们留下协助新政权建立秩序。县里不少旧官员都在考虑是否投诚，但也有人疑心重重。 杨世明当时是晃县警察局局长，归属国民党系统，眼看解放军进城，担心自己被清算，便召集手下密谋袭击杨勇，准备一击之后逃入山林，另起炉灶。 他们的计划是先除掉指挥官，再趁乱带兵占山为王，和其他残匪合流。但他怎么都没料到，那个“目标”竟是自己的亲人。 两人少年时同在浏阳长大，一个姓杨，一个姓杨，虽是堂兄弟，却情同手足。只是多年战乱，彼此失联，各为其志。这次重逢，是在枪口之下，是在生死之间。 杨勇没有追问太多。他知道，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误判形势、提前动手，是不少旧势力的选择。他反而让杨世明坐下，问他计划中还有哪些人参与，是否可以劝他们投降。 杨世明点头，说大部分人还在县城周边，没有上山。他愿意回去劝说，只求不被惩处。杨勇当即提笔，写了一封证明信，交给杨世明，让他带着回去，说只要他们归顺，就既往不咎。 第二天一早，杨世明带着那封信，去了几个警察驻点，用自己的身份和与杨勇的关系做担保，说服了几十名旧部交枪投降。那些人随后被编入接管小组，有的协助剿匪，有的转入地方工作。 这件事很快传开，杨勇的处理方式也在军中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人担心这是“放虎归山”，也有人佩服他能在那种场合下保持冷静。事实证明，杨世明后来确实发挥了作用。 他熟悉地形，带队搜索山林，捣毁多个土匪窝点，亲手抓捕了几个曾与他接触过的匪首。这一系列行动被贵州军区记录在册，成为剿匪战报中的一部分资料。 几个月后，杨世明被安排进入贵州省政协，参与地方治理工作。一场原本可能酿成血案的刺杀，最终成了一次化敌为友的范例。 而这一切，不过是杨勇在贵州经历的一段插曲。1950年初，他被任命为贵州军区司令员，同时兼任省政府副主席。那时的贵州，并不太平。遍布山林的匪患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根据相关军区档案，当时贵州境内活跃的武装土匪人数高达13万人，数量甚至超过了解放军入黔兵力。土匪势力结构复杂，有退伍的国民党军人。 也有地方豪强私人武装，还有一部分是真正的山中贼寇。贵州80个县中，有35个一度被匪徒占据控制。剿匪战线拉得很长，山区作战难度极高。 杨勇多次深入前线，走访百姓，了解匪情。他坚持对投降者区别对待，凡是没有血债的，一律登记造册，安排工作。曾经的对手，变成了合作伙伴，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常见。 从一支枪顶住后脑开始，到一个县的接管顺利完成，再到一个省的匪患被逐步清除，杨勇的经历像是那个年代许多解放军将领命运的缩影。 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一步错或许就是万劫不复。但他在关键时刻的冷静与判断，避免了一场兄弟相残，更为贵州的稳定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