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周恩来却不幸被捕，幸运的是审判周恩来的正好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借助大家并不认识周恩来模样的漏洞，想要将周恩来救出去，但是这个时候却突然来了一个人，好巧不巧，这个人也认识周恩来…… 1927年春天的上海，天色总是阴沉得压抑。街头巷尾看不见多少阳光，空气中混杂着潮湿与火药味。那时候的人们或许已经习惯了枪声和风声，只是不知道，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正游走在生死之间。 周总理被捕的那天是1927年4月12日。那天凌晨，上海街头传来密集的枪声，城市陷入突如其来的混乱。大批工人纠察队成员遭到逮捕，部分人甚至当场被枪决。 这一天，被历史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开端，但在当时，很多人还没意识到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周总理那时人在上海，刚从一次秘密议事中脱身。 前一晚，他和顾顺章应邀去了第二十六路军的师部，说是要谈北伐军与工人队伍的配合。师长斯烈主动发出请帖，态度还算客气。 可到了现场，周总理很快就察觉不对，整个会谈过程充满试探，问题绕来绕去，一直不正面回答有关工人纠察队的动向。 直到夜深时分，上海街头枪声响起，师部气氛骤变，斯烈翻脸下令将周总理扣押，顾顺章也被一同带走。消息传得很快，党内的人开始设法营救。 地下党成员黄逸峰火速找到了赵舒，赵是第二十六路军的党代表，和周总理也曾共过事。赵舒赶往师部，找斯烈进行劝说，说周总理身份特殊，贸然关押只会激化矛盾，不如顺水推舟放人。 斯烈犹豫再三，终于点头同意释放。周总理从师部出来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独自前往工人纠察队的总部。他想确认同志们的安危。 可当他踏进那栋熟悉的大楼时，楼里空无一人，只有空气中残留的火药味和凌乱的脚步声。他还没来得及转身，就被守在门口的士兵控制。 这次，他被直接押往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团团部，也就是后来那个“关键地点”。团部设在宝兴里一座天主教堂里，外表安静，内部却暗藏杀机。 负责处理周总理“案件”的军官，名叫鲍靖中，是军中少有的沉默寡言之人。他翻开卷宗，看着眼前这个面色平静的囚犯，忽然感觉有些眼熟。 再仔细一看，他心里一震：这不是周总理老师吗？当年在黄埔军校，周总理曾担任政治教官，讲过不少政治理论课。 鲍靖中是那时的学生，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得不算认真，但对这位讲课言辞犀利、逻辑清晰的老师，始终有点印象。他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再见面。 那时候军中已经开始大规模“清共”，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嫌疑人都难逃一死。鲍靖中知道，自己手上这宗案子不小。 可他也清楚，这就是老师，他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周总理被送上刑台。他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把人救出去。当时一个现实就是，军中虽然听说过“周总理”这个名字。 但真正见过他长相的人并不多。宣传照片极少，地下活动频繁，领导人身份保密严格。鲍靖中抓住这个漏洞，决定兵行险着。他先是将卫兵调离，随后拿出一套警卫制服，递给周总理。 两人没说话，眼神一对，彼此就心领神会。周总理换好衣服，头低低地跟在鲍靖中身后。两人一前一后，走过教堂内昏暗的走廊，踏上中庭的石板路。 气氛紧张到极点，每一步都像踩在刀锋上。快到出口时，一个身影突然挡在门口——是酆悌，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酆悌是黄埔三期，和鲍靖中同期，也曾听过周总理的课。更关键的是，他这次来是奉命劝周总理写声明，脱离共产党，以保性命。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位老师，也看出两人的“伪装”。 气氛一下子凝固，鲍靖中站在原地，额头冒汗，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当场揭穿。酆悌看了几秒，没说话，目光扫过周总理低垂的脸，然后轻轻拍了拍鲍靖中的肩，问了一句团部情况如何。 鲍靖中点头称是，酆悌没再多问，转身离开了。那一刻，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选择了沉默，也等于选择了放人。 走出教堂的那一刻，周总理摘下帽子，换回自己的衣服，在街头一间不起眼的屋子里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后来他再没提起这段经历。 但周围人都知道，他从死亡线上走了一遭，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曾经埋下的人情种子。“四一二政变”之后的日子里，上海形势急转直下，大批共产党人被捕，革命组织遭到重创。 不少人被秘密处决，尸体被抛入黄浦江。蒋介石以清共之名，彻底扯掉了国共合作的面具，国民党右派全面掌控局势。 而在这些冰冷的政治操作之外，像鲍靖中与酆悌这样的人物，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小角色，却在关键时刻做出过不同选择。他们没有留下多少文字，也没有在传记中占据篇幅。 但他们的决定，影响了一个重要人物的生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