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常隆基给日军中将牵马，上坡时，他要求对方下马，日军中将下马后，常隆基给了他两耳光，对着他连开数枪，随后翻身上马扬长而去！ 常隆基，辽宁西丰人，从小没了爹妈，跟体弱多病的弟弟相依为命。 1941年，常隆基为了保住家里那点活命的口粮，也为了照顾弟弟，本来把家里盖房的木头都送礼了，想躲过兵役，结果日本人不讲究，东西收了，人照抓不误。 进了伪军的兵营，那就是进了阎王殿。常隆基为人老实木讷，心里又惦记家里的弟弟，训练时候经常走神。在那个环境下，老实就是原罪。日本教官看他不顺眼，那是往死里打。 那时候常隆基想过死，甚至上过吊，被战友救下来了。战友劝他：“好死不如赖活着。”可常隆基心里那团火已经烧起来了，他说了一句特硬气的话：“我不死，我得弄死几个鬼子再死！” 1943年5月，楠木实隆这老鬼子要来富锦县视察五顶山要塞。这五顶山可是日军在三江平原的战略要地，修得那是固若金汤。大人物要来，排场自然大，当时的伪靖安军那是忙疯了，又是修路又是练兵。因为上山的路车开不上去，得骑马，上头就下令挑好马、选好马夫。 巧了，常隆基因为平时受欺负，被发配去喂马，他伺候的那匹叫“银玉”的马，是全团最好的马。于是，这个一心想报仇的马夫，就被选中去给日军最高顾问牵马。 行动前一天，常隆基那是做了万全的准备。那时候伪军军官为了迎接太君，都不许带枪，常隆基的连长把枪锁家里了。常隆基这小伙子看着老实，心思细着呢。他跑到连长家，跟连长媳妇撒了个谎，说上面有急令，连长让他赶紧把枪送过去。这连长媳妇也没多想，就把枪给了他。 枪有了，藏哪儿是个问题。日军安保那不是吃素的，身上肯定得搜。常隆基琢磨半天，看了一眼马屁股，有了主意。他把子弹推上膛，把枪藏进了马粪兜子里。 这招绝了，那些爱干净的日本军官，谁会去翻那脏兮兮的马粪兜子？ 1943年5月2日，这一天注定要载入史册。 楠木实隆来了，威风八面，坐着轿车到了山脚下，然后换乘大马。常隆基牵着“银玉”，那老鬼子就骑在马上。上山的路很陡，两边都是警戒的日伪军。常隆基牵着马，心里那个鼓擂得震天响，但他面上还得装得若无其事。 走到半山腰一段特别陡的坡路时，常隆基停下了。他用那不太流利的日语加比划，跟楠木实隆示意：坡太陡，马吃不住劲，阁下请下马步行一段。 楠木实隆虽然狂，但也惜命，看那坡确实陡，也就信了。他刚从马背上出溜下来，一只脚还没站稳呢，常隆基动手了。 史书上一般都写“开枪击毙”，但在这个瞬间，发生了一个极具侮辱性也极具血性的细节——常隆基并没有直接拔枪，而是先抡圆了胳膊，对着楠木实隆那张养尊处优的脸，“啪啪”就是两个大耳刮子！ 这两巴掌，打掉的不仅是楠木实隆的牙，更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土地上那股不可一世的傲气。一个中国马夫，在光天化日之下，扇了日本陆军中将的耳光，这在整个二战史上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例。 楠木实隆被打蒙了，他这辈子估计都没想过会挨中国人的打。就在他愣神的功夫，常隆基从马粪兜子里掏出手枪，对着他的胸口和肚子“砰砰”就是几枪。 枪声一响，周围全乱套了。随行的那些日伪军官因为要“表示诚意”，大多没带枪，带刀的也都在后面。常隆基那是真利索，翻身上马，一夹马肚子，那匹“银玉”也是通灵性，撒开四蹄就往山下冲。 这时候后面的卫兵才反应过来，开始放枪。但常隆基骑术精湛，加上山路崎岖，日军一时半会还真追不上。他一路狂奔，冲破了数道封锁线。 这事儿发生后，整个伪满洲国都炸锅了。日本关东军高层震怒，下令必须活捉常隆基，把他千刀万剐。他们封锁了松花江，布下了天罗地网。 常隆基跑了一天一夜，最后逃到了松花江边。他原本想渡江去投奔苏联红军或者抗联，但江边已经被日军封锁得像铁桶一样。前有滔滔江水，后有大批追兵。 这时候的常隆基，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把枪里剩下的子弹打光，看着逼上来的日伪军，这个只有22岁的农村小伙子，站在江边的一块高地上，冲着敌人，也冲着这片生养他的土地，喊出了那句让人泪崩的话： “我成功了！” 这事儿给日军的心理阴影面积那是相当大，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军高官都不敢随便骑马，更不敢让中国士兵近身。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常隆基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也没受过什么正规的军事教育。他的逻辑很朴素：你欺负我，你侵略我的国家，我就干你，而且要当着你几千人的面干你。 这种“匹夫之怒，血溅五步”的勇气，恰恰是那个民族存亡关头最宝贵的东西。历史不应该只记住那些将帅的名字，像常隆基这样的小人物，在绝境中爆发出的呐喊，同样震耳欲聋。 他那一记耳光，扇得响亮，扇得痛快，扇出了咱中国人的威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