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鹤庆，男子杨某在参加邻居母某的丧事流水席时，与人拼酒两个多小时，回家后醉倒在水缸旁，第二天被发现身亡。经检测，他体内的酒精浓度高达793.06mg/100ml，达到致死量。悲痛的家属将办席人和同桌拼酒的7人告上法院，索赔33万元。然而，法院的判决结果却让不少人意外。 今年5月5日，母某在家中操办母亲的丧事，乡里乡亲纷纷前来吊唁帮忙。席间热闹非凡，桌上摆满了酒菜。下午五点半，杨某赶来赴宴，刚坐下不久，就和母某的亲戚母某某因为琐事争吵了起来。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凶。有人劝架，有人打圆场，最后两人嘴上不吵了，却转而端起酒杯——“拼一个，看谁先倒！” 从劝酒到拼酒，只隔了一句“来，干了这杯”。现场气氛被“喝起来”的情绪推到顶点。杨某和母某某越喝越快，从白酒到啤酒混着来，杯子几乎没空过。有人劝：“别喝了，再喝要出事。”可两人都不听，仍然在“你一杯我一杯”的互怼中一饮而尽。 到晚上七点四十左右，杨某已经醉得摇摇晃晃，嘴里还念叨着“没事，我还能喝”。他独自一人离开席桌，踉跄着回了家。第二天下午，他的家人回家后发现他倒在水缸旁，身体冰冷、没有呼吸。警方勘查现场后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认定为酒精中毒死亡。 后经法医鉴定，杨某身上无任何外伤，体内酒精浓度高达793.06mg/100ml——已严重超过致死标准。警方建议做进一步尸检，但家属拒绝，坚持完整下葬。随后，杨某家属将母某、母某某及在场的7人一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33万元，认为他们在宴席上未尽劝阻义务，应对杨某的死亡负责。 然而，这起案件的焦点在于——喝酒致死，他人到底该不该负责？ 法院审理认为，母某作为丧宴的组织者和酒水提供者，对现场安全负有一定提醒义务。《民法典》第1198条明确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拼酒持续两个多小时，母某并非不知情，却没有进行劝阻和制止，属于未尽安全义务，应承担2%的责任。 而母某某作为同饮拼酒者，在现场起哄怂恿，明显带有竞争和刺激性质。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他明知杨某已经醉酒严重，却继续拼酒挑衅，造成杨某醉酒过量，对死亡后果存在过错，应承担3%的责任。 至于其他五人，家属未能举证证明他们有劝酒或起哄行为，因此法院判定他们不承担责任。 法院最终核算杨某死亡的经济损失为96万元。母某赔偿1.9万元，母某某赔偿2.8万元。剩余的损失由杨某本人承担，因为他作为成年人，完全有能力预见拼酒的危险，却仍然不顾劝阻、饮酒过量，自身过错占主要责任。 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问：他自己喝死的，别人凭什么要赔？其实法院的判决恰恰体现了法律对“共同危险行为”的把握——如果你是场合组织者、参与劝酒拼酒的人，明知对方醉酒仍鼓动饮酒，你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类似案例并非个例。2023年，湖北一男子因朋友“逼酒”身亡，劝酒人被判赔偿5万元；2022年，湖南一婚宴上宾客因拼酒死亡，席主人因未尽提醒义务，被判承担部分责任。法律早已明确——喝酒致死不等于“自找的”，关键在于他人是否有“怂恿、劝酒、未尽安全义务”的过错。 但杨某的案子更典型的地方在于——他拒绝了“理性”，也拒绝了“自我保护”。 明知拼酒风险，却在情绪驱动下与人较劲，最终葬送了性命。法院虽然判定他人负微小责任，但主体责任仍由他自己承担，这正是法律的公正之处：自愿行为，自负后果。 拼酒不是英雄，劝酒更不是义气。喝酒本是助兴，却常被人当作较量。殊不知，每一次“再来一杯”，都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杯。 这起案件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办宴席要提醒、要劝阻。作为组织者，你不是法外之地。若放任拼酒，出事也要担责；朋友间的“拼酒文化”，不是友情，是隐患。一句“不给面子”可能变成推人入坑；成年人要对自己负责。喝酒无罪，但不自律的酒，往往最致命。 有人说，“感情深一口闷”，但真正的感情，是彼此健康地干杯，而不是用命去拼。 在酒桌上拼赢了面子，输了命；拼赢了热闹，输了未来。别让一杯酒，成了家庭永远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