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多位学者批评浩然，而香港周刊却把《艳阳天》排进小说百强！陈侗在他的《为浩然辩护》中说，"对《艳阳天》的批评配不上《艳阳天》,电影《艳阳天》配不上小说《艳阳天》,就连对电影的批评也配不上电影，唯一配得上的可能是画家方增先为《艳阳天》画的插图。《艳阳天》如果不便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之列，至少也是建国以来最值得被20世纪文学批评加以分析的一部作品。可惜的是，它的文学价值在当时被忽略和掩盖了。" 张德祥在《我所理解的浩然》中说，"应当承认，浩然所创造的那些农民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代表作《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虽然写于不同的时期，但一以贯之的是对于农民文化中那种传统人格精神——人要活得正直、正气乃至正义的追求","就农民形象创造的丰富性与丰满性而言，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与浩然相匹的"。 浩然，这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作家，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对时代的深刻洞察，成为了一个时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的代表作《艳阳天》，更是一部承载着时代记忆与文学价值的经典之作。这部长篇小说以其宏大的叙事结构、生动的人物刻画和对农村生活的细致描绘，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也为后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的文本。 《艳阳天》创作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北京近郊东山坞为故事发生地，反映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形态，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 。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下，《艳阳天》以其鲜明的时代主题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成为了反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文学作品，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 在《艳阳天》里，韩百安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农民形象 ，堪称 “地道的农民”。他最为看重的，便是 “过日子”，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却蕴含着他一生的追求与坚守。在他的认知里，日子就是要安稳、实在，要靠着自己的双手，在那片土地上辛勤耕耘，收获属于自己的成果 。对他而言，土地是命根子，是生活的全部寄托。 当农业社的浪潮席卷而来，韩百安却成了顽固抵制的一员，是 “最后一个入社的中农” 。在他心中，加入农业社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土地的自主掌控，“摸摸什么都是大伙的，动一下也有人管着，这种日子他过不惯哪”。这种心态，深刻地反映了他作为传统农民，对土地私有的强烈执念，以及对集体化的不适应。 在 “马连福大闹会场” 之后，韩百安的一系列心理变化被浩然刻画得入木三分 。当他耳闻 “土地分红” 风声时，一反常态的轻爽活跃，仿佛看到了自己坚守的 “过日子” 模式又有了希望 。可当他目睹干部激烈对阵，意识到事情并非自己所想的那般简单时，便惊恐地悄悄溜出 “斗争” 是非之地 。 看到田野里 “好庄稼景致” 时，韩百安会愁闷顿消，那一片片茁壮成长的庄稼，是他熟悉的生活气息，是土地给予他的慰藉 。而当他信步走近曾属于自己的那块土地时，油然而生的却是迷惘和愧疚之情 。土地的归属发生了变化，他虽心有不舍，却也隐隐意识到时代的洪流不可阻挡，这种复杂的情感，正是农民在土地关系变化时心灵搏斗的真实写照 。 浩然对韩百安近乎本能的对土地关爱有加的细腻情感描写，更是令人赞叹 。韩百安平日里对土地的每一个细微举动，每一次深情凝视，都饱含着他对土地深深的眷恋 。而那种压抑着的愧对心爱土地的无奈情绪，也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 。 在《艳阳天》的第一卷中，马之悦这个人物形象犹如一幅细腻的工笔画，展露出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他并非从一开始就被简单地塑造成一个纯粹的 “反面人物”，而是有着作为 “人” 的七情六欲和内心挣扎 。 马之悦对东山坞这个村庄的感情，深厚而独特，这种感情从二十多年前便已生根发芽 。他见证了村庄的变迁，参与了村庄的建设，在这片土地上，他有着自己的抱负和追求 。每当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那些为村庄付出的努力，那些与村民共同度过的时光，他的双眼都会不自觉地有些潮湿。在他心中，东山坞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 在为人处世方面，马之悦有着自己的深刻感悟 。他看到像韩百安那样一生窝窝囊囊的人，虽能求得一时的安生，却毫无人生的追求和价值 。而自己，想要出头露面，有所作为，却不得不经历千辛万苦，遭受各种各样的折磨 。他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不断地花费心血，绞尽脑汁，却始终看不清前途的方向 。 面对人生的抉择，马之悦也有着犹豫彷徨的时刻 。当他在事业上遭遇挫折，看到自己的努力似乎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时，他也曾想过放弃 。他觉得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儿子中学一毕业就能成为自己的帮手，生活也能安定下来 。放着这样安定的日子不过，又何必再去奔波劳累，卷入那些复杂的争斗之中呢？他深知人世间充满了尔虞我诈、你争我夺，无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到最后似乎都是一场空，毫无价值可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