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感叹：在毛主席面前，我们就是沧海一粟！ 1955年，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 船到上海的时候，他从船舷上望过去，海面有点晃，空气里弥漫着咸腥味。 走下舷梯时，他不紧不慢，皮箱提在手上。 那时大家都知道他回来了，也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可说实话，能回来的，能顺利回来的，钱学森并没有多少信心。 美国的冷眼和怀疑，一度让他感觉自己像是关在笼子里的鸟，不能飞。 护照被没收，电话被监听，科研也被限制，美国人做了很多事，就是不想让他轻易回去。 但他回来了。 美国最后松了手，中美谈判和那份“民间人员回国公告”把这条路打开了。对钱学森来说，这是一条既狭窄又弯曲的路，能不能走下去，没人知道，但他选择了走。 他心里明白，一旦踏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了。 回国之后，钱学森的任务很快就摆在了面前。 那时候，全国的科技和科研条件都很差，设备简陋，人才匮乏。 他依然记得那个时刻，在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技术科学”这个概念。他说，科技不仅仅是模仿，更要有自己的体系，自己的思想。 有人听不懂，有人不以为然，但他坚持说了下去。他没有激昂的演讲，也没有过多的修饰，只是从心底去讲这件事。那时中国还很远，前路漫漫，艰难又挑战重重，但他那一刻，已经站在那里，指着一个方向。 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1956年，当时是最高国务会议，场面很大，所有重要的领导人都在。钱学森坐在人群中，心里紧张。 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就让他记了一辈子：“新生的东西总是在和旧的东西斗争中长出来的。”这话有点哲理，但他说的时候，钱学森感觉到了某种力量。 在科学的世界里，很多时候新思想就是从对旧思想的质疑和挑战中出来的。 毛主席的话让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军奋战。无论外面多么艰难，总有一股力量在背后推着他。 之后，他见毛主席的次数逐渐多了。第二次是在政协会议后的宴会。毛主席把钱学森安排在了自己身边，那一夜，钱学森端着酒杯有些愣神。 毛主席说了很多话，最让钱学森印象深刻的，是他说国家需要更多像钱学森这样的科技人才，要培养更多的年轻人。那时候，科学人才稀缺，钱学森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 毛主席不是在给他个人的鼓励，而是把这份责任交给了他，交给了整个科研团队。 1958年，科学院举办了一个自然科学成果展。 毛主席亲自去了展览，参观时遇到了钱学森。 那时，整个展馆的气氛有些嘈杂，但毛主席在看每个模型的时候，目光始终集中在细节上。他问了钱学森一些技术问题，语气不急不躁，却带着一种强烈的关注。 那时的钱学森深刻意识到，科学不仅仅是纸上的公式，还是要在现实中落地生根，能为国家的建设提供实际的帮助。 1964年，毛主席再次找钱学森谈话，这次是在紫云轩，话题是关于反导弹的研究。 毛主席说：“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不怕时间长，五年不行，十年不行，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那时候，反导技术对中国来说几乎是空白领域，但毛主席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一定能够做成。这话也让钱学森清楚地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个科研项目，更是一项国家战略。 那天的话成了后续“640工程”的开端。 毛主席给他安排的那些事情，钱学森后来经常想。 1964年12月，毛主席过生日，他用自己的稿费请了一些人吃饭。 钱学森和其他一些工人、农民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毛主席举杯时说：“今天不是祝寿，是‘三同’。我们坐在一起吃饭，不仅仅是吃，还要互相学习。”这话让钱学森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不仅是毛主席的幽默，还是对他的一种提醒：科学家不能把自己高高在上，要与人民紧密相连。那时他还记得自己和毛主席的对话，觉得那晚的话，比任何技术性的谈论更让自己受益。 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 五一节的晚上，天安门广场上，乐曲奏响，毛主席站在城楼上，看着满场的人群。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场景，也是他们之间最后的一次对话。毛主席说，要走到群众中去，要去接触普通百姓。那时候，钱学森突然明白，科学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深入人心，走进民众的生活中。 毛主席去世后，钱学森心里感到失落。 1976年，他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会，站在人群中，望着主席的遗体。 他没说什么，只是在心里默默感激。钱学森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到自己终身不忘毛主席的教诲。他说：“我就是沧海一粟，一切成就都属于党和毛主席。”他那时并没有抬高自己，而是把所有的成就都归于集体。 他觉得自己能做的，都是时代给的机会，党和毛主席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