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烈钧把自己七个儿子中的五个都送上了抗日前线。除长子李赣鹏行医、幼子年幼未参军外，其余五子参了军。其中有两个正在大学读书，也中断学业，奔赴疆场。当时媒体对此广为报道，称之为“党国元老，五子从戎” 。 李烈钧，一说到这个名字，有些人可能会想：“谁啊？党国元老？”但要细说，李烈钧的名字不仅仅能代表个历史时期，更能勾画出一条责任的路。 他一生之中，背负着许多人的期待，但他自己的想法却并不像你听到的那些豪言壮语那么直白。 他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革命英雄，他走的那条路，从头到尾其实很简单，甚至有点沉重：做该做的事。 李烈钧从小不是那种聪明过头的人，家里条件也不算好。 他的家乡，江西武宁，一眼望去，满是青山绿水，和那些被诗人写进书里的地方差不多。 可是，李烈钧心里知道，自己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只是生活在这山水之间，做个“老实人”。年轻时，李烈钧去了日本留学，学了些军事、战略，也见识到了不同的世界。 日本街头的那些抗议声，甚至孙中山的革命讲座，直接刺激了他心里的那根弦。 那时的李烈钧，仿佛被点燃了，他想，自己得为国家做点事。这不是什么伟大的理想，只是觉得看着国家在那样的动荡中翻滚，他总不能什么都不做。 回来之后，李烈钧和许多人一样，站到了那个风口浪尖上。 他不是什么狭义的英雄主义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能做的有限，但他从不想错过机会。 江西都督这个职位一到他手上，李烈钧倒也没什么架子，见着普通百姓，他就像一个家长一样，跟大家谈生意、谈教育，几乎没什么权臣的气场。 可他很快发现，这个位置是个棋盘，随时能下棋改变局面。 那时的李烈钧，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一个整天看文件，等着指令的“官员”，他知道自己承担的责任和任务，比一个小小的都督更重。 特别是在袁世凯的阴影逐渐加大时，李烈钧那个时候不等不拖，选择了站出来。 他拒绝袁世凯的好处，公然反对，想要通过“二次革命”来给这个国家重新找一条路。 你说他傻吗？谁知道呢，反正当时的他心里就是“为了信仰，做就做了”。很多人说他太傻，根本打不过袁世凯的。 李烈钧知道自己的处境，但他也知道，如果这场革命他不参与，那他会一辈子背着个遗憾。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李烈钧的反叛最终失败。 像大多数历史人物一样，他并没有等来预期中的胜利，反而失去了自己的地位，眼睁睁看着自己参与的革命活动，成了历史的过客。 可是，李烈钧并没有后悔，也没气馁。 他似乎从来没有为自己争取过什么荣誉，那个时候的他，已经逐渐意识到，有些事情并非靠自己一人就能改变的。他没有沉溺在失败中，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继续和孙中山并肩作战，在广州做了大元帅府参谋总长。 时间过得很快，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李烈钧已经不再年轻，身体也渐渐不好了。 你想，在那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被家国情怀推着走，但李烈钧却比别人更清楚，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你可以理解为，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早就不再是自己的未来，而是国家的未来。 五个儿子，正好都到了该参军的年纪，李烈钧没有多想，直接决定把所有的孩子都送上战场。 就这么做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他们一一送走，目送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要知道，这可不是普通父亲的做法。 如果你是李烈钧的儿子，能接受这份“使命感”吗？李烈钧心里其实没把这些事情说得太重，甚至看似“淡定”到不行，给孩子们放行，眼里没有太多的纠结，他知道，这是最正确的选择。 当时的媒体纷纷报道，叫做“党国元老，五子从戎”。 蒋介石也为此送来了匾额，四个字——五子从戎。 虽然是蒋介石送的，但这块匾更像是对李烈钧的某种认可，也可以说是他责任感的象征。他的五个儿子，去的地方不一样，有的去了远征军，有的去了黄埔，有的在国内作战。 而那些信件呢？李烈钧收到过多少封信？那些从前线寄回的信纸，简短得让人心疼。 没有太多“想你”的情绪，更多的是“我好”这三个字，简单到你几乎看不出那种父子之间深藏的情感。这些信，简简单单，却给李烈钧带来了无数的安慰，正如他曾经一直走的那条路——不炫耀、不做作，心里明白就好。 1946年，李烈钧因病去世。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去的英雄，历史的风尘已经把他包裹得很严实。 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蒋介石亲自主持，街道两旁的群众纷纷低下头。没什么壮烈的场面，也没有刻意的哀悼，大家只是安静地送走这个曾经站在历史洪流中的人。 你看，李烈钧这一生，没有太多光鲜的英雄气质，也没有让人记住的口号。 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简单的、真实的，也是沉重的。 你回头看他的背影，也许会明白，这个人其实并不复杂，他一生只做了那么几件事：坚定过自己的信念，给自己和孩子们找过一条路，承担过自己该负的责任。 没有什么伟大的胜利，甚至连“英雄”的光环都没有，但李烈钧依旧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