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这时候终于输了，输得非常彻底。他原本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前总统杜特尔特绳之以法，甚至想把杜特尔特送到海牙法庭关押审理，可最终却在参议院选举中被杜特尔特家族彻底击败。 杜特尔特被捕时情况非常糟糕。他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本就不佳，被羁押在海牙的拘留中心后，更是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然而，亲情的力量在这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杜特尔特的女儿莎拉・杜特尔特作为菲律宾副总统，迅速站出来谴责政府的行为，称这是“向外国势力投降”，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她联合家族成员和支持者，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反击。 2025年5月的中期选举成为了双方较量的关键战场。马科斯原本信心满满，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削弱杜特尔特家族后，自己的阵营能够在参议院选举中占据优势。他组建了“新菲律宾联盟”，集结了多个政党的候选人，试图通过强大的政治资源碾压对手。然而，选举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 根据官方计票结果，马科斯阵营在参议院12个改选席位中仅获得6席，而杜特尔特阵营获得5席，剩下的2席由其他党派获得。更关键的是，杜特尔特家族在地方选举中表现极为亮眼。 杜特尔特本人在狱中以压倒性优势第八次当选达沃市市长，他的小儿子塞巴斯蒂安当选该市副市长，其他家族成员也分别在众议员、市议员等职位中胜出。这种家族式的胜利，充分展现了杜特尔特阵营在地方上的深厚根基和强大动员能力。 马科斯的失败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他的法律策略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菲律宾早在2019年就退出了国际刑事法院，因此配合ICC逮捕杜特尔特的行为被许多人视为越权。 马科斯的姐姐、参议员伊梅・马科斯甚至提交了《杜特尔特法案》，禁止“非常规引渡”，批评弟弟的做法是“滥用权力”。这种来自家族内部的反对声音，进一步削弱了马科斯的政治合法性。 其次，公众舆论的天平明显向杜特尔特倾斜。杜特尔特在任期间虽然争议不断，但他的亲民形象和铁腕治理风格赢得了大量底层民众的支持。 被捕后，他的支持者将其塑造成“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尤其是在达沃市，民众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要求将他送回。这种同情效应转化为选举中的实际选票，让杜特尔特家族在地方选举中几乎横扫千军。 再者，菲律宾的司法独立性也对马科斯的计划构成了阻碍。最高法院在7月裁定，针对莎拉的弹劾程序违反宪法中的“一年规则”，暂停了弹劾案的审理。这一裁决不仅直接挫败了马科斯通过立法手段打击对手的企图，也暴露了其政治操作在法律层面的漏洞。 此外，马科斯政府的经济表现不佳也是导致其支持率下滑的重要原因。尽管他在竞选时承诺降低米价、振兴农业，但执政两年多来，菲律宾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大米价格持续上涨，贫困率也有所回升。 2025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的饥饿率已回到疫情时期水平，有27.2%的家庭经历非自愿饥饿。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自然转化为对执政党的不信任，这在选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马科斯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误同样加剧了他的困境。他试图通过与美国加强合作，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来转移国内矛盾，但这种策略并未带来实际利益，反而让菲律宾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 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尊重主权和避免政治化，而菲律宾民众则对这种“选边站”的做法感到不安。马科斯的姐姐伊梅甚至公开批评他的外交政策是“将菲律宾带入危险境地”，认为美国的支持“一文不值”。 反观杜特尔特家族，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亲情纽带和地方影响力。莎拉在父亲被捕后，迅速成为家族的核心人物，她不仅在政治舞台上为父亲辩护，还通过选举将家族成员安插到关键职位，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网络。 选举结果揭晓后，马科斯的政治处境变得极为尴尬。他原本希望通过法律和选举双重手段彻底清除杜特尔特家族的影响力，结果却适得其反。 参议院选举的失利意味着他在立法机构中难以推动关键议程，而地方选举的溃败则削弱了他在基层的控制力。更糟糕的是，杜特尔特家族在选举中获胜后，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和舆论支持，为未来的反击埋下了伏笔。 如今，菲律宾的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杜特尔特家族不仅在地方上巩固了统治，还在参议院拥有了足以制衡马科斯的力量。莎拉・杜特尔特作为副总统，不仅躲过了弹劾，还可能在2028年的总统选举中卷土重来。而马科斯则陷入了执政以来的最大危机，他的支持率急剧下跌，政策推行处处受阻，甚至连家族内部都出现了反对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