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元帅托人带口信，希望和原配妻子能见一面，没想到，妻子的回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1949年底，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全国，此时的刘伯承，已是身居高位的西南军区领导者，身边的人都知道，他事务繁忙，每日批阅文件、部署军政，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但那一日，他突然叫来一位四川老乡，让他回趟开县，替自己带个口信，不是公事，也不是军务，只是有关他几十年前的一段旧事。 这个口信与一个人有关，她叫程宜芝，是刘伯承的原配妻子，两人是清末时期在家乡成婚的，婚礼简单，没有什么铺张。 程宜芝那时年纪不大，却勤快持家，成亲之后便承担起照料公婆的重担，也协助田地劳作，家里大小事务都由她打理，刘伯承早年性格倔强，一心想出门闯荡，当兵从戎是他最初的志向。 他离家的时候，程宜芝没有阻拦，只是默默收拾行李，把家中交给她一个人打理，从那以后，两人之间就很少再有联系。 战事连年，山河动荡，刘伯承在军旅生涯中一步步升迁，参与重大战役，也屡次负伤，身上多处留下旧伤，他没有再回过开县老家，家里的情况多半靠亲友传信得知。 程宜芝仍住在旧屋里，自己种地、做饭、劈柴，抚养孩子，两人育有一子，名叫刘俊泰，这个孩子少年时不服管教，后来更是沾染恶习，乡里乡亲对他颇有微词。 程宜芝虽尽力管束，也只能无奈接受现实，为了挽救儿子，刘伯承曾在1927年将他带到上海，希望亲自教育，但儿子未改旧性，甚至一度泄露父亲身份，造成极大风险，那件事之后，父子关系就此断裂。 此后多年，刘伯承忙于战事，不再提及家中之事，程宜芝继续独自生活，住在几间破旧土房中，靠着红军家属的补助过日子，她从不抱怨，也未向外人提起自己丈夫的事。 村里人都知道她是个有骨气的女人，不轻易求助别人，她不识太多字，却懂得规矩做人，每天早起做活，照应院里一草一木，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她的日子始终如一。 当那位老乡历经数日找到她，把刘伯承的口信带到，她的反应十分平静，她没有责怪，也没有激动，只是听完后摇头。 老乡提出要送些粮食和钱，她也婉拒了，她说自己现在靠着政府的津贴活着，不至于挨饿，对方让她考虑考虑，她仍是那副淡然模样。 老乡回到北京，把程宜芝的回应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刘伯承，他听完后没有立刻表态，只是走到窗边，望了很久的远处。 那天北京刚下过雪，天色灰白，屋外一片沉静，他没再追问，也没再派人去看她，那些年，他身边的人从未听他再提起此事。 程宜芝的生活并未因此有任何变化，她还是守着自己的那几亩地，一日三餐、春耕秋收，年复一年。 儿子依旧在外不定居所，她一个人独处的时间更多了，她不曾到外地，也未主动寻亲问故，村里人偶尔会说起她的身世，她总是笑一笑，并不接话。 1957年冬天，她病倒在床，身边只有年迈的邻人和偶尔回来的儿子，没有医生，也没有太多药物，她躺在那张老床上，屋里透风，炉火也不旺。 去世那天并无特别的征兆，只是人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她没有留什么遗言，只说自己不需要麻烦任何人，她没有等来那个口信里的人，也没想再等。 消息传到北京时，刘伯承正在办公，他听说后没有停下工作，只是放下笔，停顿了一会儿，身边人不敢打扰，屋内安静得很久，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悼念言辞。 程宜芝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被人大肆提及，她的一生，就像乡间的旧屋一样，低调、安静，却也倔强地矗立多年。 他们之间没有再见的一面，也没有重叙旧情的机会，所有的情感都封存于岁月深处，不再被提起。 这段往事，没有波澜壮阔的结尾，也没有戏剧化的高潮，它就像一段被掩埋的旧路，在时光中慢慢褪色，却始终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