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厦门刑场上，怀胎八月的梁慧贞摘下手表塞给刽子手：“别打肚子，朝头开枪，”刽子手掂着金表刚要咧嘴笑，目光扫过孕妇隆起的腹部突然僵住——这个杀入不眨眼的汉子，第一次在刑场犹豫了。
梁慧贞，1904年出生于海南琼山一个殷实之家，家中庭院常飘着茉莉花香。她自幼聪颖，喜欢在书房翻阅父亲的藏书，尤对报刊上关于社会变革的文章着迷。少女时，她常趁夜色偷听街头巷尾的议论，关注劳工疾苦，脚步轻快地穿梭于集市，观察民生。 学堂生活并未让她循规蹈矩。课堂上，她手握笔杆，记录新思想，眼神炯炯。1926年，她瞒着家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深夜抄写传单，穿梭于厦门街头传递情报。母亲为约束她，安排婚事，她却选择与林熙春结合。两人婚后常在油灯下讨论革命，简陋的屋内充满希望。 1927年白色恐怖来袭，林熙春带女儿远赴法国，梁慧贞却选择留下。她在鼓浪屿的秘书处工作，白天抄写文件，夜间联络同志。遇王海萍后，两人因信仰结缘，婚后并肩投身革命，聚少离多却信念相依。
梁慧贞的成长，注定与普通女子不同。生在海南一个还算体面的家庭，她小时候就不是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秀。家里人总觉得她有点“怪”，喜欢看报纸，关心外面的事，嘴里常冒出些让长辈皱眉的话。十几岁时，她就对穷苦人的日子感同身受，觉得这世道不公平，得多做点啥才能改改。送她去学堂，家里想着让她学点女红、识点字，收收心，可谁知道，这反倒让她接触到了新思想。那些讲平等、讲革命的书，像火种一样在她心里点着了。 1926年，梁慧贞中学毕业，没跟家里商量，直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会儿她才二十出头，年轻得像朵花，可干起地下工作来一点不含糊。抄传单、送情报，半夜跑街头巷尾，她干得小心又大胆。家里人看她越来越“不听话”，母亲急了，给她安排了门亲事，想让她安安分分过日子。可梁慧贞有自己的主意，她看上了林熙春，一个家境穷但志气大的年轻人。两人结了婚，没什么钱，但晚上凑在油灯下聊革命，日子过得也有奔头。
1927年，局势突然变了。“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共产党人被追得东躲西藏。林熙春担心安全，想带女儿去法国避风头，可梁慧贞死活不同意。她觉得，革命最吃紧的时候，哪能往外跑？她得留下，把地下工作接着干。林熙春拗不过她，带着女儿走了，这一走就再没见着。梁慧贞一个人留在国内，组织上派她去厦门鼓浪屿，在福建省秘书处做掩护工作。她白天装成普通文员抄文件，晚上偷偷联络同志，忙得脚不沾地。 在鼓浪屿，她遇到了王海萍，一个跟她一样满腔热血的年轻人。俩人聊起来，像是找到了一辈子的知己，信念一样，目标一致。组织上同意他们结婚，可婚后俩人没多少时间腻在一起，都忙着革命的事。王海萍常被派去外地，梁慧贞怀了孕还在坚持工作。她怀着孩子，照样跑情报，干得一点不比别人差。
1931年3月25日，灾难来了。鼓浪屿的地下党据点暴露，梁慧贞和一群同志被抓。敌人想从她嘴里撬出情报，使尽了手段，严刑拷打，皮鞭、烙铁都上了。可她愣是一声不吭，硬挺着没吐半个字。那会儿她怀孕快八个月了，身上全是伤，孩子还在肚子里动，可她咬着牙，守住了党的秘密。 1931年5月1日，梁慧贞被押往厦门禾山刑场。那天早上，刑场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卫兵，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梁慧贞被绑得严严实实，衣服破得不成样子，上面全是血和泥。她挺着八个月的孕肚，走得慢但稳，脸上没有半点害怕的神色。围观的群众挤在远处，有的低头抹泪，有的攥紧拳头，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刽子手是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常年在刑场干这活，手上不知道沾了多少血。他走上前，准备执行任务，眼神冷得像刀子。梁慧贞抬头看他，慢慢从怀里掏出一只手表，表壳上满是划痕，还带着干涸的血迹。她把手表递过去，声音虽弱但清楚，说了那句让所有人愣住的话：“别打肚子，朝头开枪。”刽子手接过手表，掂了掂，本来咧嘴想笑，可眼神扫到她高高隆起的肚子，脸上的笑僵住了。
梁慧贞没管他，继续转过身，朝身后的同志们喊话。她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楚，说她爱人告诉她，人生得豁达，哪怕死，也要为信仰站直了。她这话像把火，点燃了同志们的斗志，也气得敌人头目暴跳如雷。头目催刽子手赶紧动手，刽子手咬咬牙，举起枪，对准了梁慧贞的额头。枪声响了，她倒下了，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地。她用生命护住了腹中的孩子，也护住了信仰的火种。 王海萍听到梁慧贞牺牲的消息，一个人站在鼓浪屿的海边，手里攥着她留下的信。海浪拍着礁石，他站了很久，脸瘦得没了形状。可他没让自己陷在悲伤里，擦干泪，回去接着干革命。他带着同志们筹物资、建武装，闽南的革命火种越烧越旺。 1932年7月，王海萍在一次任务中被敌人伏击抓住。敌人用尽酷刑想让他开口，可他连哼都不哼一声。面对敌人的叫嚣，他喊出革命必胜的信念。敌人气急败坏，杀了他，那年他才28岁。梁慧贞和王海萍的牺牲，成了革命路上的灯塔，照亮了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