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刘伯承听说原配还活着，并且日子过得很艰苦，就托人给她带信，想把她接到南京享福，原配却说：“我不去，你也不要回来！”
1905年，四川开县的乡间小路上，13岁的刘伯承顶着一头乱发，脸上抹满锅灰，鼻子上还挂着故意挤出的鼻涕，活像个傻乎乎的乡下小子。他站在程家院子外，心跳得像擂鼓，只盼着这场相亲赶紧结束。父亲刘文炳病重，临终前硬要给他定下这门娃娃亲，对象是个11岁的女孩，叫程宜芝。
刘伯承死活不愿意，包办婚姻在他眼里就是枷锁，他一心向往新思潮，梦想着投身革命，哪有心思娶妻生子？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装傻扮丑，只求程家退婚。
可他没想到，程宜芝躲在门缝后，悄悄打量着这个“怪少年”。她没被他的“表演”吓退，反而从他那双藏不住的明亮眼睛里，看出了几分聪慧和倔强。“此人绝非愚钝之辈！”她对父亲说，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程父本想退婚，但拗不过女儿的坚持，这门婚事就这么定下了。刘伯承站在院子里，偷瞄了一眼那个瘦小的女孩，心中五味杂陈，既有不甘，又有些好奇：这个程宜芝，到底是个怎样的女子？
五年后，1910年，18岁的刘伯承和16岁的程宜芝成婚了。婚后的日子，程宜芝用行动一点点软化了刘伯承的倔强。她每天清晨步行十里去河边挑水，扁担压得肩膀红肿，却从不抱怨。家里三亩薄田，她一个人耕种，锄头挥得比男人还利落。冬夜里，她坐在昏暗的油灯下织布，针线声伴着寒风，织出一家人的生计。
刘伯承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渐渐生出敬意，心中的抗拒也慢慢消融。1911年，辛亥革命的号角吹响，刘伯承剪掉辫子，决心投身革命。程宜芝挺着孕肚，为他收拾行囊，眼中没有泪水，只有支持：“你去吧，家里有我。”1912年，儿子刘俊泰出生，刘伯承匆匆回家看了一眼，便又投身军旅。这一眼，竟成了他与程宜芝的最后一面。
革命的洪流将刘伯承越推越远。1916年，他在护国战争中右眼被子弹击中，成了独眼龙，却也因此更坚定了信念。1926年，他加入共产党，次年参与南昌起义，成了国民党通缉的要犯。程宜芝在家乡听到了风声，带着年幼的刘俊泰东躲西藏。
有一次，国民党军阀搜查到村里，程宜芝急中生智，将儿子藏进稻草堆，自己引开追兵，被抓进监狱严刑拷问三天三夜。她咬紧牙关，一字不吐，最终靠乡亲们凑钱才被放出。
1927年的冬天，浦里河畔的寒风刺骨，程宜芝光着脚踩在冰冷的水车上，灌溉那片贫瘠的田地。她的手因长年劳作布满老茧，脸被风霜刻出深深的纹路。儿子刘俊泰却不争气，长大后染上毒瘾，1927年还跑到上海向刘伯承要钱，甚至向巡捕房告发父亲是共产党。程宜芝得知后，气得浑身发抖，却只能含泪责骂：“你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爹！”她卖掉嫁妆，为儿子治病，自己却常年吃野菜，瘦得像根枯柴。
1949年，南京城内，刘伯承站在刚解放的市长办公室，窗外车水马龙，繁华似锦。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功勋卓著，却在部下的汇报中得知了程宜芝的消息：她还活着，住在开县一间漏风的土屋，靠政府每月五斗米的补贴艰难度日。孙女刘天俭因贫困辍学，儿子刘俊泰精神失常。刘伯承愣在原地，手中的笔掉在桌上，喃喃道：“我负她半生，竟至如此！”他当即托人送信，邀程宜芝来南京团聚，弥补亏欠。
而在千里之外的开县，程宜芝坐在土屋的门槛上，望着远处雾蒙蒙的山峦。使者带来的口信让她心头一震，但她很快平静下来。她知道刘伯承在长征途中与红军女战士汪荣华结为连理，也知道儿子曾出卖过他。她低头，摸了摸枕头下那张泛黄的合影，缓缓摇头：“你不要回来，我也不去。政府照顾我，够了。你安心为国做事，莫为我分心。”她的声音平静，却藏着无人知晓的酸楚。
就这样，程宜芝用半生孤守，诠释了坚韧与尊严。她不是历史书上的主角，却以沉默的力量，支撑起一个革命者的后方。刘伯承戎马一生，功勋彪炳，却始终背负着对她的愧疚。
据《刘伯承元帅生平简介》，刘伯承晚年在军事学院办学时，常提及“革命需牺牲家庭”，并叮嘱部下珍惜家人。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宜芝之坚韧，胜我百倍。”这段未了情，如浦里河的流水，静静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
